四年前写的小说，是看博尔赫斯后的习作。那时候还没有读布尔加科夫。前几天编老布的维基时想起来了，无意中倒好像有些暗通。

滨城故事
 
 
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苏联导演米哈伊尔•米哈伊维奇•林德科夫在黑海边上的滨城被捕，罪名是煽动颠覆苏维埃、拍摄违法电影。消息传出后，引发了西方舆论的强烈抗议，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苏联政府，要求立即释放林德科夫。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份递交给苏联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名，其他的签名者包括大学教授、诗人、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左派知识分子。文艺界的人士也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并在欧洲掀起了一股林德科夫电影回顾展的热潮；多位著名导演和影评家高度评价林德科夫对电影艺术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他的电影拷贝和录影带卖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还有很多通过官方渠道表达的抗议，欧洲共同体十国有七国政府约见苏联大使，正式表示关注。十天后到苏联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也把此事列入了与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的会谈议程，舆论却批评他应该推迟访问计划，直到林德科夫被释放。
 
苏联国内的舆论对此没有报道，电影界的同行们悄悄地展开了营救。林德科夫是苏联最杰出的电影导演之一，七十年代初期就以两部卫国战争题材的影片《蓝天》、《河边的树林》显示了才华；一九七五年，他的《莫斯科凌晨五点》获得了康城影展大奖，在这部讲述了一个普通的莫斯科公共汽车司机的爱情和生活的影片里，林德科夫“对电影语言的运用纯熟大胆，画面富有张力，平静的故事和人物表面下流动着不安和躁动”。当年年底，他被苏联政府授予“人民导演”的荣誉称号。但随后他接连拍的两部电影都被禁，其中一部是由布尔加科夫小说改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这两部影片后来通过地下渠道流到西方，在评论界轰动一时，他在现代电影史上的地位由此奠定，也因此更加重了苏联电影审查局对他的注意。进入八十年代后，林德科夫休息了两年，在南方海滨度假，到外国去讲学，还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一九八二年，他拍摄的新片《向南的河流》终于通过了审查，上演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苏联的观众们涌入电影院，一睹已经阔别七年的林德科夫电影。但在电影界，这部影片的评论不佳。此片的种种缺点，林德科夫本人也早已充分意识到；他多次对人提起，在下一部影片里，他将会有惊人的突破。但是，这部《滨城故事》刚刚拍完，还没有进入后期制作，他就被捕了。
 
在国内外的共同压力下，苏联安全部门将林德科夫羁縻了两个月后，宣布将他无罪释放。但林德科夫却对媒体公开宣称，他确实犯了苏联执法机关所指控的各项罪行，拒绝出狱。采访录像里，人们震惊地看到，林德科夫憔悴苍老、举止失措。他语不成章地说自己罪有应得，请求外界不要误解，他已准备在监狱里度过余生，甚至“更应得的绞索，或者钉死”。这下激起了西方舆论更猛烈的抗议，他们播放了以前林德科夫在领奖、讲学以及拍摄电影时的记录片，那里面的林德科夫风度翩翩、思想敏锐，人们无不被他的自信睿智所倾倒。两相对比，就可以知道他在狱里受到了多大的折磨，不仅是肉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抗议者坚信，林德科夫的那一番话要么是被苏联当局逼迫而说，要么就是精神受到了重大刺激，神智已经不清。录像的冲击力远大于文字，与以前反差鲜明的录像引起的这新一轮抗议，比林德科夫刚被捕时的还要狂暴，是自入侵阿富汗以来苏联所遭受到的最大的谴责浪潮。
 
俄国人无比冤屈地再次召开记者招待会，负责这一案件的几名警官发誓说，林德科夫是自首投案的，在狱中绝对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也绝对没有人逼他说要自愿留在狱中。林德科夫也出面作了证，并且严厉反驳了关于他神智不清或者被迫说任何话的传言。西方舆论报之以铺天盖地的嘲笑，称这样拙劣的把戏真是丢尽了捷尔仁斯基的脸。法国总统密特朗建议说，林德科夫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明显不佳，不如让他们全家来法国南方的海滨疗养，言下之意自然是林德科夫在苏联境内说的话都没有可信度。苏联当局拒绝了这一提议。就在两年前，在国际享有盛誉的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去意大利拍片，然后再也没回来（塔尔可夫斯基的这部影片叫《乡愁》）。
 
最后，焦头烂额的苏联当局决定将林德科夫强行释放。他们不顾他本人的强烈反对，将他押上警车，送回家中。文艺部的专员已经恭候在他家里，为他补上被捕期间的工资。他们还为他专门配备了一名医生，精心照料他的身体。林德科夫回到家后，闭门不出，谢绝任何采访、朋友、问候或邀请，包括出国邀请。两年后，他就去世了。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政府公布了一大批秘密档案。林德科夫案本来也在其列，但他的遗孀娜塔莎•林德科娃在阅读了这些档案后，要求等她过世后再行公布。俄罗斯政府尊重她的意见，暂时把它们封存。当时她五十二岁，身体康健。现在她应该六十四岁了；她并不是媒体关心的人物，已经很久没有她的消息。
 
今年夏天，我却由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关于此案的部分故事。当时，我们实验室里来了个大学三年级学生做暑假见习，叫阿力克斯•拉希多律夫－－这是本系的惯例，鼓励本科生利用暑假去实验室见习一下真正的科研。阿力克斯是在俄国念完中学才移民到美国来的，英语有严重的口音，数学则出奇地好。他和我一见如故：我英语比他还差，数学比他还好；再加上我一向对俄罗斯文化充满崇敬，他对东方文化也满是好奇，每天我指导他把实验架子搭好后，就往高脚圆木凳上一坐，两个人开始神侃。
 
他对苏联时代仍然留有很多记忆，那是我比较喜欢的话题。我给他讲我在中国的经历，当然也少不了一些道听途说，我捡了其中特别耸人听闻的几个讲给他听。他的阅历，如同年纪和学问一样，显然没有我多，于是后来他就讲起了他父亲彼得•拉希多律夫。彼得起初是一名苏联民警，在黑海边上的滨城警察局里工作了十多年；苏联解体后，他看准时机辞职经商，迅速致富，在三年前全家移民来到了美国。阿力克斯从他那里听到了不少故事，给我自豪地讲他的白手起家、他在警察局里搭起的关系网、他的财富怎样滚雪球；然后阿力克斯又给我讲当地青年组成的幼稚可笑的黑帮，车臣独立分子在他们那里策划的一次爆炸，苏联时代的著名大盗“黑海的伊万”的落网，阿富汗战争时年青人的拒服兵役，勃列日涅夫在滨城度假时的荒唐行径。
 
最后，纯粹是出于偶然，他讲起了林德科夫的被捕以及他在狱中的三个月。彼得•拉希多律夫是处理这一案件的警察之一；他也曾在警察局的记者招待会上亮相作证。事情的真相确实出人意料。我从阿力克斯那里听来的故事包括林德科夫的供词、警察局的调查、案件的档案、以及彼得自己的推断和发挥，由于年代久远的讹误、以口传口的变迁，再加上英语对交流的准确性的影响，大多是些残缺的片断，很多地方互相矛盾。在把故事按我所能理解的逻辑拼接起来后，我认为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米哈伊尔•米哈伊维奇•林德科夫的连续两部影片被禁，使得他在苏联电影界里处境艰难。没有人再来找他拍电影，也没有编剧、演员愿意和他合作。西方倒有很多人向他发出邀请，但林德科夫认为自己的根在俄罗斯，离开了这片土地他就失去了全部灵感，所以不肯出国。一九八二年，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远走意大利，苏联文艺界一片慌乱；电影局的领导亲自找林德科夫谈话，动员他出来拍电影，为他配备了当时最红的编剧保罗•高斯保斯基。林德科夫答应了。
 
《向南的河流》拍出来后，果然顺利地就通过了审查。但是，林德科夫对这部影片很不满意，私下里把它称为“高斯保斯基电影”，不肯承认那是自己的作品。众所周知的是，他和编剧在拍摄过程中爆发过多次冲突。高斯保斯基坚持电影要严格按照他的剧本拍，林德科夫则说，只要做一些小的改动，就可以把这部影片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格调上，都提高一个档次。高斯保斯基明显地越过了一个编辑的职责，霸道地不允许林德科夫做任何变动。影片拍完后，两人都发誓再也不和对方合作。
 
虽然对《向南的河流》不满意，它在电影院里的成功总算为林德科夫打破了僵局。他又开始忙碌起来，写了《滨城故事》的剧本，告诉别人里面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将是一部苏联人从没见过的杰作。电影局小心翼翼地审查了他的剧本，发现是个一般的剧本，没有违反国家宣传法规的地方，但也没有找到林德科夫声称的出奇之处。出于对林德科夫的卓越名声的尊重，他们给《滨城故事》放了行。
 
林德科夫很早就知道，在电影这门艺术里，一点微小的改动，从布景、灯光到镜头、剪辑，都可以造成很不同的效果。在和高斯保斯基的争吵中，他创造性地发现了从另一个角度来使用这一技巧的办法。《向南的河流》拍完后，他马上就投入了《滨城故事》的写作中。这部电影讲一个叫尤里•加略伊斯基的滨城青年，发现他的哥哥约瑟夫是当地的黑帮头目，一直在从事着走私、偷渡、盗窃活动，他也一度加入到这个黑帮里面去，但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最终向警察局告发了约瑟夫，帮助警方彻底捣毁了滨城的黑帮组织。这样的故事当然不会通不过剧本审查，也曾让电影局的专家们大为疑惑，林德科夫怎么会写出如此幼稚可笑的题材。
 
林德科夫的诡计就是，在拍摄时，加入很多细节的变化，比如，灯光在尤里的脸上照出阴影，对约瑟夫多使用长镜头；另外，林德科夫又准备借口丰富剧情，多拍四分之一的戏，加重表现现实对尤里的压迫。最后，林德科夫将剪出两个版本，一个是如他送交电影局审查的剧本所拍的、公开发行的电影，另一个是他私下所剪辑出来的，能够充分体现出他的导演风格和个人情绪的杰作，一部讲述一个人如何被社会压迫而迷失本性的悲剧。
 
在林德科夫看来，尤里是当代俄罗斯人的一个缩影，他陷在这个强大得无孔不入的社会中，无力看透生活的重重迷雾，被无知的善良所欺骗，同时（奇妙地！）也被堕落的欲望所蛊惑，最终做出了毁灭别人的选择，结尾则强烈地暗示着他本人也即将毁灭。林德科夫不在乎公开发行的影片最后会多么惨不忍睹；世俗的成就早已在他的度外，他唯一关心的是拍出真正能够体现他的内心的作品，虽然这种拍法说起来颇不光彩，而且也许它永远不会和观众见面。
 
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没有人对林德科夫的安排提出疑问，在报纸上，还有人中规中矩地拿那些额外拍摄的镜头来赞扬他对电影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现实中的拍摄按部就班地进行，隐藏着的艺术品也在林德科夫的脑中逐渐成型。他出类拔萃的才智足以应付两个世界的同时运行，他本人则安全地生活在其中的交集里。过去的几个朋友和同行对他现在拍的电影无法理解，有人甚至义愤填膺，林德科夫对此都不置一辞。
 
饰演尤里的演员安德烈•加莱列夫不太理解为何他的角色需要一再表现内心矛盾。在他看来，尤里•加略伊斯基是个一目了然的人物，爱他的哥哥，也有点反叛心理，但仍然是个好公民，有着正确的是非观。林德科夫煞费心机地给安德烈讲解人物，告诉他这样才能更深刻地升华主题。同样的，他也告诉饰演约瑟夫的演员，要多表现约瑟夫对弟弟的爱，目光要深邃一些，不要只充满暴戾。在讲述约瑟夫的罪恶时，他巧妙地使用别人的旁叙或警察局的宣传，从不让约瑟夫自己出面亲手犯罪；在内心深处，他相信约瑟夫是无罪的。后来，在拍摄一场尤里和约瑟夫的冲突戏时，林德科夫忽然明白了，这兄弟俩其实是他本人的两面：弟弟在现实里拍一部主题上进的电影，哥哥却在暗处偷偷地构筑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认识到这个秘密后，林德科夫有一段时间神情恍惚。他在指挥拍摄时一再出错，好几次把弟弟的台词按到哥哥的头上，又有几次竟然当众自言自语地讲起起那部秘密电影。剧组里的人私语纷纷，流言在暗中传播。就在拍到弟弟将要告发哥哥的时候，高斯保斯基突然来到剧组，让林德科夫重新清醒了。
 
《向南的河流》大获成功后，电影局想提拔林德科夫做领导。林德科夫拒绝了。于是高斯保斯基坐上了那个位置，成了林德科夫的上司。他来到《滨城故事》剧组，却也不算违背自己的誓言，因为他不是来和林德科夫合作，而是来视察的。他似乎已经忘了和林德科夫的过节，表现得出奇的和蔼，给林德科夫出了几个主意，帮助他往深处挖掘人性。林德科夫本来不想理他，这几个主意却让他对高斯保斯基刮目相看，被他全部采纳。这些变化，就算是在林德科夫脑中的作品里，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没人的时候，林德科夫自己推测过高斯保斯基的变化理由，却没有结果。电影已经拍到结尾，尤里孤独地坐在屋子里，脸上先是难过、茫然，随后又坚定、喜悦起来。安德烈•加莱列夫出色地完成了表演。林德科夫也在脑中想好了另一种编辑方法：尤里先是坚定、喜悦，但最终陷入了难过、茫然。
 
最后一个镜头拍完，每个人都如释重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林德科夫展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这时高斯保斯基宣布了电影局的决定：他将把胶片带走，由电影局的剪辑专家来处理。
 
林德科夫怒不可遏地跳了起来，强烈反对。在场的人们也都觉得这个决定太过分，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蛮横无礼。林德科夫几乎当场和高斯保斯基扭打起来，被大家好不容易才拉开。
 
回到住处后，林德科夫仍然异常激动，夜不能眠。他的家人住在莫斯科，没有陪他到滨城来。他独自分析着事态，认为一定是电影局的人发现了自己的图谋。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可是，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林德科夫仔细回想他的言行，没有发现任何明显出错的地方。－－这个图谋只有自己知道，如果别人发现了，那一定是自己泄漏的。深夜里，林德科夫拉开电灯，拥被靠坐在床头，苦苦思索。他已经从最初的狂乱中平静下来，却没有意识到思绪已陷入了更深的狂乱。最后他得出结论，如同尤里•加略伊斯基出卖了约瑟夫•加略伊斯基一样，他现实的那一面在无意中出卖了他理想的那一面。
 
这个结论是合情合理的，林德科夫想。尤里•加略伊斯基是当代俄罗斯人的一个缩影，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人物。人物不能凭空创造出来。尤里•加略伊斯基存在的依据就是全体俄罗斯人，包括米哈伊尔•米哈伊维奇•林德科夫自己。林德科夫拍摄的电影不发生在胶片里，而发生在林德科夫自己身上；它不会在电影院放映，而在活生生的俄罗斯大地上演出。现实本来不过是上帝导演的一出戏；其他导演从现实中归纳出虚构，林德科夫却把虚构变成了现实。这是一个电影导演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他又想起了戏中的一个细节：约瑟夫知道尤里告发了他后，没有逃跑，也没有去伤害尤里，而几乎是安坐着等待警察的到来。林德科夫想，这是个暗示；尤里•加略伊斯基所导演的部分已经实现，下面我应该按照约瑟夫的导演，去完成最后一步。他有些难过、茫然，随后就坚定、喜悦起来，最终他为神性的降临而激动得难以自已。
 
三月六日凌晨，滨城警察局的值班警官彼得•拉希多律夫正坐在值班室里打瞌睡，有人猛力地推开门，闯了进来。门打在墙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使拉希多律夫从瞌睡中完全惊醒。来人只穿着睡衣，头发乱七八糟，浑身都在颤抖着，语无伦次地说：“民警同志，我告发，我要告发！”拉希多律夫连忙站起来，扶住了他，安慰他说：“这位公民，您发生什么事了？”那个人一把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我告发......我要告发我自己！”拉希多律夫请他坐下，竭力想让他平静下来，他恼怒地说：“我很平静，我比你们谁都清醒！你没有听到吗？我自首，我要告发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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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出生	May 151891（儒略曆May 3） 基辅
逝世	March 10, 1940 莫斯科
職業	小说家 & 剧作家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俄语: 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May 151891（儒略曆May 3）, 基辅 – March 10, 1940, 莫斯科) 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位 俄罗斯 小说家、剧作家。

个人生平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的一个俄罗斯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神学教授。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响。

1913年，布尔加科夫和Tatiana Lappa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1916年，他从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参加了白军。他还曾被短暂征入乌克兰民族军。1919年，他决定弃医从文，成为一个记者。他的兄弟们也都参加了白军，在内战结束后，除了米哈伊尔以外，都流落到巴黎。布尔加科夫从未被允许去西方探望他们。

1921年，布尔加科夫与第一个妻子离婚，与Lyubov' Belozerskaya结婚。在20年代早、中期，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但从1927年开始，他被批评为作品严重反对苏维埃。到1929年，他的任何作品都无法通过审查。

1931年，布尔加科夫与Elena Shilovskaya结婚。Elena即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玛格丽特的原型，本姓Sergeevna，Shilovsky是她前夫的姓。她和前夫离婚后，第二天就和布尔加科夫结婚。在布尔加科夫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继续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和其他戏剧、评论、小说、翻译，但无一得到发表。

布尔加科夫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1930年，他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请求说：如果苏联不能使用他的讽刺文学才能，请让他移民国外。斯大林本人给他回了电话，拒绝了他。但由于斯大林比较欣赏他的戏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根据《白军》改编），便给他在莫斯科一家小剧院找到了工作，后来又调到莫斯科艺术大剧院。然而他在剧院的工作并不成功。他还曾短暂地在Bolshoi歌剧院当词作者，但很快离开了。

1940年，布尔加科夫因家族遗传的肾病而去世。

早期作品

布尔加科夫在生前一般是由于他在莫斯科艺术大剧院的戏剧而为人所知。他根据莫里哀生平改编的戏剧“Кабала святош)”至今仍在莫斯科艺术大剧院上演。即使在他的戏剧被禁演后，他仍然写过一个伊凡雷帝访问30年代的莫斯科的喜剧，和一些关于青年斯大林的戏剧。这大概是他躲过了1937年文艺界大清洗的原因。

布尔加科夫从20年代早期开始写作。1924年他完成了《白军》（1966年出版），以编年史的形式讲述了一个白军军官的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们都加入了白军，但他们最后不是死去，就是改变初衷。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话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称该剧“显示了布尔什维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期他还根据自己在1916年到1919年间当战地医生的经验，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集《一个年轻医生的笔记(Записки юного врача)》。

20年代中期，他开始喜欢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作品，并写了一些带有科幻风格的小说。《坏蛋》讲一位佩西科夫教授，发现了一种红色射线，可以加快生物生长。当时，莫斯科正流行鸡瘟，鸡成批死去，苏联当局便在一家国营农场试用这种射线。但鸡蛋在运输过程中与佩西科夫教授的实验用蛋相混，结果运到农场的是鸵鸟蛋、蛇蛋和鳄鱼蛋，在射线照射后，孵出来一堆怪物，大闹莫斯科。为了平息事端，政府开动宣传机器，指责佩西科夫教授故意搞出来这些怪物。这篇小说使政府把布尔加科夫打入“反革命”的另册。

《狗心》讲述了一个医生把人的大脑细胞和主要器官移植到一条叫Sharik的狗身上。这条狗开始变得像人一样，会说话并具有人的特点，但性格却十分狂暴可恶。最后医生只好又给它动了一次手术，使它变回成狗。这篇小说被认为是对苏联的讽刺。1973年，William Bergsma把它改编成一个喜剧“Sharik同志谋杀案”，并在1988年被拍成电影。

其他作品还有1926年的《卓伊金的住宅》（剧本）和1928年的《紫红色的岛屿》。

《大师和玛格丽特》

很多人认为《大师与玛格丽特（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是二十世纪最好的俄语小说。有些说法认为《大师与玛格丽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布尔加科夫从1928年开始写这部小说，但在1930年三月，当他得知自己的作品Кабала святош被禁时，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销毁（据布尔加科夫本人回忆，是在火炉中烧毁）。1931年，他又重新开始写《大师与玛格丽特》，至1936年基本写完。三稿完成于1937年。在他的妻子的帮助下，他继续修改作品，直到死前四周。他的妻子在1940到1941年间完成了修改。

1966年，本书的洁版（12％被删去，更多的地方被改动）才第一次出版。被删改的章节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传。1967年，法兰克福的一位出版人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较完全的版本。在苏联，第一个完全版本出版于1973年。

这部小说中文又译作《撒旦起舞》，故事有三条主线：首先是以外国魔术师沃兰德身份出现的撒旦，带着他的随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会直立行走说人话、暴力倾向严重的大黑猫），来到莫斯科，加入了一个年轻诗人“无家汉”和一个莫斯科文联官员的谈话，预言了官员的死亡，随后将莫斯科文艺圈搅得天翻地覆。“无家汉”被送入了精神病院，在那里他遇到了大师。大师由于写一篇关于彼拉多和耶稣的历史小说时产生了精神异常，焚毁了手稿，离弃了爱人，最后被关进精神病院。

第二条线讲大师的爱人，玛格丽特，被撒旦选中作为当晚魔鬼舞会的女主人，为此她得到了超自然的能力，裸体飞行在俄罗斯上空。在飞行中，她肆意捣毁了一个批评过大师的文艺评论者的家。最后撒旦答应实现玛格丽特的任何愿望，玛格丽特要求将大师解救出来，并从此和她生活在贫穷和爱情中。撒旦转而决定将大师和玛格丽特都带走，当次日太阳升起，莫斯科陷没在一片火焰中，他们飞翔离开。

第三条线讲耶稣受难当天，他和彼拉多之间的对话，以及对当时真相的探求和描述。这条线开始于开篇时撒旦与文联官员的对话，时隐时现于大师的手稿，并有大段直接描写和复杂的对哲学、神学、人性的讨论。

外部链接

• 余华：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