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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 外史公的草稿簿最初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数学乐旅》读后，我看到外史公的博客。那篇文章很有道理，对康德哲学我以前一无所知，顺着他给的link去看了邓晓芒：《康德宗教哲学对我们的启示》，又在网上搜索了邓晓芒的大部分文章看了，感觉受益匪浅，心下若有所悟。不过还是觉得没有完全被说服，基本上，淮之夷的回复我更同意。但那个话题就太大了，而且我自己都还没想清除，以后再说。 外史公不常博客，但一博便是长文，而且他中文功底很好，头脑又清楚，情绪又比较大，因此文章很好看。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陆续把他的博客看完。感觉还是稍有些偏激，比如由三个中国女孩走路小心翼翼，就开始议论中国人缺乏意志，我觉得有点太大胆。但总的来说很好看，常有创见——当然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他只是转述别人的观点。比如中国没有俾斯麦： 历史上，中华天朝就是大文明中最没有文化竞争力的。它只能向朝鲜、日本、越南（北部）那些地方传染，那些地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没有第二个大文明同中国文明竞争。然而但凡遇上和第二个大文明交锋，中国文明向来是一败涂地。
印度支那半岛、缅甸、吐蕃处在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相遇的十字路口，显然，印度文明占绝对上风。马来半岛、南洋群岛则是伊斯兰文明压倒中国——中国人在那里生再多孩子也没用。丝绸之路上，当然更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个问题我倒从来没有想过。我现在严重怀疑黄帝部落是从中亚或西亚迁徙而来，带有先进的农业文明，因此才战胜了中国的土著部落（当然是个长期过程），但还总觉得后来的中华文明又华又夏，自我感觉良好。对外史公引的马来、南洋的情况我不了解，但其他几个例子他好像是对的。 其他如籍贯和人称： 许 多人写文章不分青红皂白爱用“我们”——许多情况下，若追究作者所谓“我们”的实情，却也只有他一人。然而他必用“我们”才有安全感，说“我认为”，简直 是不想混，公然站在“大家”的对立面，而说“我们认为”，就俨然当上“大象无形”的群众大家的代言人了。这叫虚拟口水量取胜。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招。据说 现在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教中文，用中国人的文章当教材，其中“我们”一词属于老外的阅读难点，因为老外难以判断中国文章里频繁出现的“我们”是谁。鬼子们 不妨就把中国人的“我们”朝大处想吧，十三亿啊——或者还不止。十三亿只是活人，还有统计不出来的无数亿祖先呢。 让只晓得“我”的鬼子在朋党比周、各怀鬼胎的“我们”面前发抖吧！！！
当
年我对命题作文也颇有心得，生存需要么。命题作文的关键在于揣测出题者的意图，不要想你自己要说什么话，而要想出题者希望你说什么话，要把自己当作一件工
具，而不是意志的主体。当年我遇到的题目是“父辈”。一见这题目，一边做前面的考题，一边就揣测这题目不可告人的目的：很明显，出题人论辈分，肯定是我的
父辈，阅卷人论辈分，绝大多数也是我的父辈，所以，一定要写关于父辈的好话，说一些能够暖到他们心窝里的话；那么就得考察“父辈”的普遍经历，这得动用中
国现代史的常识——他们都经历过那些犯忌讳的事情，那些事情肯定不能明写，但可以暗示，暗示“父辈”很艰辛，很曲折；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戴高帽子，社会脊
梁，一定要点出来；接下来，要提及“代沟”现象，要以儿辈的身份，表达对父辈的理解、尊重、钦佩，做足一副克服代沟的姿态——围绕这些意思，说些肉麻的车
轱辘话，肉麻就是文采，车轱辘话就是婉转，怎么也能凑成七八百字。阅卷人阅卷都有效率指标，不可能逐字逐句推敲，所以关键是面子上要让他们受用。就这样，
等到前面考题全部做好，一篇肉麻文字已经端整停当，挥笔立就。写完自己看看：行，很好很好，文采飞扬、婉转多情，嗯，够不要脸的了——好在这不要脸的答卷
不大有机会见天日。我当时就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由于顺利进入不要脸状态，语文已经稳稳拿下了。
对这个思路，我知道，有些同学是怎么也不理解、不接受的。高考前，有几个同学对语文老师叫板：“为什么要按照你
给我们的程式写？为什么不能自由地写自己的意思？……”我暗笑，命题作文不就这个性质么？自己的意思多宝贵啊，凭什么告诉他们（阅卷人）？一分钱不出，白
看？美死他们！就不跟他们说真话，就不跟他们说真话，骗死他们！当然这有点痛苦，很肉麻，很无耻，其实我也很反感，所以模拟考时候就没有去积极迎合，不值
么。可真刀真枪时候就得换个思路……总之，人是可以决定自己的，应该根据需要决定要不要吐真言，要不要肉麻，要不要适当无耻，要不要忍受痛苦，当然，要尽
量地少无耻、少肉麻、少痛苦。 可惜我没早看到这文章，当年也太迟钝，没想到这一点，语文只他奶奶的考了72，拿总分120一除，才60分，刚刚及格。靠。我至今都很想知道我当初高考作文到底拿了多少分。我觉得以我的语文水平，非作文部份拿72分是很正常的，难不成我作文写得太离谱，得了0分？ anyway，外史公的文选一二都很好看，就是经常很长，有时重复。有些观点我不太同意，但我对中西文化比较所知太少，暂时还不敢妄论。 1月6日 救人一命的报答又是我的偶像呆硕的一篇傻博。他的点评着实有趣，另外我很喜欢英雄的那句话：What better way to start a new year than saving a life? 老美的这种忽然成名的普通人说话，经常能让我眼睛一亮。 所以转来，What better way to start a new blog year than 转载 saving a life? Friday, January 5th, 2007 4:56 pm 救人一命的报答 最近累噌了，周五了，喘口气。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几天了，在纽约报道得很是热闹，不过，还是应该补记下一笔。 50岁的建筑工人、退役海军Wesley Autrey，本周二在纽约地铁1号线137街站，上演了一场飞身救人的惊险剧。20岁的Cameron Hollopeter因心脏病突发而晕倒，掉到站台下，横沉铁轨，这时，火车已经进站。 站台上的Autrey一跃跳下，把年轻人的身体扳正，再用自己的躯体覆盖在他身上，火车从距离他身体几厘米高的地方开过，两人都没有受伤。
关于Autrey的报道，这几天已经到处都是了，媒体、市民一致称其为“地铁超人”（Subway Superman)。市府网站的留言簿上被糊了很多市民的赞美之辞，以纽约为基地的几个电视现场节目，纷纷把他请到电视台，包括David Letterman、Charlie Rose、Ellen DeGeneres等。媒体的报道中，有几段挺有意思： Autrey的老板不相信他那天上班迟到的解释，直到看见网上的新闻报道，便给他放了一天假。后来，老板和他一起出现在Letterman的节目上。 救人事件第二天，Autrey在街上被一位陌生人拦下，塞进他手里10美刀，那人解释说，就为了能跟哥们儿炫耀一下，我见过你。
（转注：右边的老黑是英雄，左边的老怪是市长） 除了市长将授予他的铜制奖章（纽约市最高级别的奖赏）之外，Autrey还得到一些实际的、具体的报答，这个是让俺最感兴趣的，顺道点评一哈，人民英雄的称号对俺没有那么大的鼓舞作用： Donald Trump 奖给Autrey1万美刀的支票。（川普应该做得更好点？） 另外两张支票来路不详，数目不详。 捷运局给他一年免费乘坐纽约地铁的奖励。（相当于900多刀吧，只是他们别罢工两个月。） 纽约电影学院给予Autrey的女儿5000刀奖学金。（5000好像只能上一学期？） 迪斯尼奖给他全家一周免费游，奥兰多迪斯尼乐园，外加百老汇歌舞剧“狮子王”的戏票。 另有报道说纽约某大学提供Autrey两个女儿（4岁和6岁）免除大学学费，直到毕业，还有说某电视台请他去主持一个现实情景剧节目，这个听上去有些跑题，俺不能确定。 其它奖赏还在源源不断而来，Autrey一直很humble，自称“并非英雄”，只是自己恰巧出现在了“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对于美誉和奖励，他的回答是：“好人有好报吧。”（"Good things happen when you do good, What better way to start a new year than saving a life?" ） 11月26日 第三个弗里德曼今天打开信箱一看，安替同学果然又在里面塞了一篇文章：《转行的全球化传教士——托马斯·弗里德曼》，开头就说：“在我心中，有两个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两个托马斯·弗里德曼当然其实是同一个人，只不过身份“一个是资深中东问题专家、三届普利策奖得主”，“另一个是不知疲倦的全球化传教士”。我当时眼睛一霎，却看成了“在我心中，有两个弗里德曼”，于是就想起了第三个弗里德曼。
托马斯·弗里德曼由于《世界是平的》中文版的发行，现在在中国人气颇高。最近另一位常被提起的弗里德曼，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十一月十七日早晨，公司电梯里的电子新闻板放出条消息“诺贝尔奖获得者去世”，再细看内容，是弥尔顿·弗里德曼。电梯里就我一个人，正升在半空，所以我不觉得失重也不觉得沉重，只是骂了一句：“这狗屁新闻是谁写的，弥尔顿·弗里德曼是可以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形容的吗？得过诺贝尔奖的阿猫阿狗多了去了，都可以和弥尔顿·弗里德曼相比吗？标题应该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去世’！”
对于弥尔顿·弗里德曼，当然不用我再多置一辞。自由党主页也登出悼念他的文章，很短，文章写了几句就说：“对弗里德曼博士的贡献，与其试图表达能与之相配的悲痛，不如引用他的思想，让他可以再次展示他的牛逼。”所引语录中我比较喜欢的是：
为善的力量，也能为恶。
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唯一能让一大群人自愿合作的方法，是通过自由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捍卫个人自由。
政府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经常跟这个问题一样糟糕。
这两个弗里德曼在中文世界里应该可算是声名远播了。但还有第三个弗里德曼：大卫·D·弗里德曼。
事实上，还有其他很多弗里德曼。到wiki上一查，列出了几十个叫弗里德曼的名人。我们这里提到的三个弗里德曼，wiki的简介分别是：
弥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大卫·D·弗里德曼：古典自由主义作家，重要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
托马斯·L·弗里德曼：专栏作家
对这位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作家大卫·D·弗里德曼，最好的了解方法大概是读一段他的作品。我也没有全读过他的书，只读过《Machinery of Freedom》中的一些片断。我以前说过几次，可以用保安公司来代替政府。这对我只是个念头，大卫·弗里德曼却在书中长篇论证。以下转自薛兆丰网站的翻译：
书摘：David Friedman, 1973, The Machinery of Freedom, Chapter 29 市场中的警察、法庭和法律 [美] 大卫·弗里德曼 翻译：JL 审校：薛兆丰
没有了政府，我们怎样才能解决现在我们可以在法庭上解决的争端，又将怎样保护自己免受各种犯罪的侵害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最简单的情况，即发生在正规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如今大部分这类的纠纷已不再由政府法庭来解决，而是由一种私下的仲裁方式来解决，这种方式在第18章中已作过介绍。这些公司在拟写一份合同时，就指定了当纠纷发生时将使用的仲裁程序。这样他们就省却了法庭的费用和延误。 仲裁人不象警察那样具有强制力。他的作用只是提供裁决，而不是执行裁决。在今天，仲裁判决在政府法庭中通常可以强制执行，但这不过是最近的发展。历史上，强制力实际上来自公司维护自己声誉的愿望。一个公司一旦它拒绝接受仲裁的判决，它就很难再让其他公司与它签署包含仲裁条款的合同了；毕竟没有人会愿意玩这样一个“不是你赢就是我输”的游戏。 仲裁的安排已经被广泛采用。随着法庭的日益败坏，仲裁将大行其道。但仲裁只能用来解决预先签定了合同后所发生的争端，它本身不能帮助一个因别人卤莽驾驶而撞坏了汽车的人解决问题，它更帮助不了偷窃的受害者。在这两个例子中，原告和被告都有着不同的利益，也没有预先的协议，所以很难找到双方都满意的仲裁人。事实上，被告完全没有理由去接受任何仲裁——他只可能输，因此我们要着手解决这类如何阻止侵犯的问题。 免受侵犯是一种经济商品。它现在在用各种方式推销着——防盗网，门锁，防盗报警器等。由于政府警察的效率越来越低，这些取代警察的市场服务，就象那些取代法庭的市场服务一样，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那么，假设将来有一天没有了政府警察，取而代之的则会是私营的保安代理。这些代理提供的服务是保护客户免遭侵害。他们或许还会为顾客购买保险，避免他们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并以此作为他们工作表现的一种担保。 这种保安代理如何实施保安的功能？那将是一个经营决策，一个建基于对各种可选方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经营决策。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他们仅限于采取被动防御的措施，他们会安装起严实的门锁和警报系统。或者，他们会主动出击，全力以赴歼灭那些针对他们的顾客的犯罪行为。他们会建立起巡逻队伍和装甲车，就象我们现在的政府警察一样，他们也可能会借助电子仪器来完成任务。 无论如何，他们始终都在为顾客提供服务，并且有强烈的愿望，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来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服务的质量会比现有政府所提供的更高，而成本却更低。 不可避免地，不同的保安代理之间将会发生冲突。这些冲突如何去解决呢？ 某天晚上当我回到家，发现我的电视机丢了。我马上向我的保安代理 TANNAHELP 公司报失。他们派来一个帮办。他检查了TANNAHELP 公司作为服务项目之一的安装在我家的自动摄像机，发现了一个叫 JOE BOCK 的人将电视机拖出门的镜头。TANNAHELP 的经理人与 JOE BOCK 联系上，告诉他 TANNAHELP 公司有证据证明信他拿了我的电视机，并建议他物归原主，且向 TANNAHELP 公司交纳10美元以补偿公司所花的时间和找寻 JOE 的麻烦。JOE回答说他从未见过我的电视机，并叫 TANNAHELP 的帮办去见鬼。 帮办向JOE指出，他必须认定那电视机是属于我的，除非证明TANNAHELP 公司确实搞错了。6个牛高马大的 TANNAHELP 公司雇员明早将会到 JOE 处取回电视机。JOE 则回答帮办说，他也有一家签约保安代理—— DAWN DEFENSE 公司。如果那6个蠢猪想闯进他家抢他的电视机的话，他们无疑会依照合同规定前来照应他。 此时，似乎准得在 TANNAHELP 和 DAWN DEFENSE 之间来一场硬仗了。这一可能性之大，使得一些并非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者——赫赫有名者如AYN RAND——否定了自由竞争市场下的保安代理服务的可能性。 但打斗的成本是很高的，而 TANNAHELP 和 DAWN DEFENSE 两家都是谋利的公司，对金钱的兴趣比对面子的兴趣大。我想接下来的故事要比 RAND 女士所预想的暴力程度要低。 TANNAHELP 的经理人拨通 DAWN DEFENSE 公司的电话：“我们有点问题……”解释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他指出，如果 TANNAHELP 派去6个人而 DAWN DEFENSE 派8个去，那就将会发生一场打斗。有人还会受伤。不管谁打赢，到事件结束之时双方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们很可能要提高雇员的工资来补偿这种风险。接着两家公司都会被迫提高收费。假若如此，MURBARD LTD. 这家野心勃勃正想插足这一区的新公司就会减低收费，抢去他们两家的客户。定要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TANNAHELP 公司的人建议最好用裁决的方法。他们会把有关我的电视机的纠纷呈交给当地声誉良好的仲裁人，然后照我上面所描述的仲裁程序来办。不同的是，这将由你的保安代理与你所控告那人的代理、或者控告你的人的代理来决定。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法律是在市场上产生的。一个法庭靠收取裁决费用来维持，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的诚实、可靠和快捷等方面的声誉，以及它所奉行的特定法律系统对潜在顾客的吸引力。仲裁人的直接顾客是保安代理。但保安代理本身就在向它的客户推销一种产品。这产品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它所光顾的法庭的一套或多套法律体系，它的客户们最终接受这些法制体系的裁决。每家保安代理都会光顾那些他们的客户愿意生活在其法制系统下的法庭。 作为一个特殊例子，我们来考虑一下死刑的问题。一些人会觉得，让他们自己去冒被判罪的险——不管是应判的还是错判的——而且是判死刑，这风险大于死刑本身可能带来的任何益处。只要可能，他们宁愿去光顾那些支持不判死刑法庭的保安代理。而另外一群人则会觉得，如果人人都知道谋杀他们的人将被送上电椅，他们就能避免潜在的谋杀，就会更安全。他们会认为，人身安全比起自己被送上电椅呜呼哀哉的风险、或者承担误杀无辜的责任的风险都更加重要。只要可能，他们就会成为那些光顾支持死刑的法庭的保安代理的顾客。 如果其中的一种情形或另外一种几乎成为绝大多数，就会使所有保安代理都使用其中一种或另一种的同类型法庭。如果一些人觉得这样好，而另一些人觉得那样好；又如果他们的感受强烈到足以影响他们对保安代理的选择，就会使一些代理采取一种策略，保证只要可能，就会用不承认死刑的法庭。如此他们可以吸引到反对死刑的客户。而其他代理则会反过来做。 两家反死刑的代理之间的争端，当然是拿到反死刑的法庭上去解决；而两家主张死刑的代理将会到主张死刑的法庭去。那么一家反死刑代理和一家主张死刑的代理之间又会怎样呢？显然，不可能说当我杀了你时去的是一家法庭，而当你被我杀了时去的是另一家。我们不可以想要什么样的法律就能各自得到什么样的法律。 我们可以通过各自的保安代理间的讨价还价来反映我们各自的偏好。如果反死刑的一方反应更强烈，代理们将会同意不用死刑；作为交换，主张死刑的代理们将得到别的补偿。也许它会被允许免交堂费，又或者其他有争议的政策将会倾向他们。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理想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无论针对哪种争端，就象这样：两家代理正在谈判是用反死刑法庭还是主张死刑的法庭。主张死刑的代理计算出，对于它的客户，能够诉诸一个主张死刑的法庭将是价值每年20,000元；如果他们保证在与其他代理处理纠纷时可以有死刑，他们就会从这项服务中得到这笔额外的收入。 反死刑的代理也计算出相应的数字：40,000元。它向主张死刑的代理建议提供每年30,000元来换取他们接受反死刑的法庭。主张死刑的法庭接受了这个条件。现在反死刑的代理可以把收费抬高到足以带来每年35,000元的额外收入。它的客户很高兴，因为“没有死刑”的保证更有价值。这家代理也高兴，它每年将得到5,000元的额外利润。主张死刑的代理则把每年的收费减低25,000元。这就使它保住了客户，甚至得到更多客户；因为省下的钱足够补偿他们得不到想要的法庭的损失。它也从这一交易中得到每年5,000元的利润。这就象任何一笔好的交易，每一方都有收益。 （各方所得到的好处是这样分配的：反对死刑的顾客最高愿意支付40,000元，但保安代理公司仅收取他们35,000元，这样他们在获得免于死刑的恐惧的保证外还少付了5,000元；反对死刑的保安公司从35,000元中扣出5,000元作为额外利润，将剩下的30,000元支付给原先支持死刑的保安公司，这家保安公司也扣下5,000元作为额外利润，然后将剩下的25,000元补贴给原先主张死刑的顾客，这些顾客原先最高愿意支付20,000元来得到执行死刑的保证的，现在则获得了额外5,000元的补贴，这样，四方在这个交易中各得到5,000元的好处。这场交易的实质是将执行死刑的可能性在四方中拍卖——审校者注。） 如果这使你觉得混乱，也许值得你再次重读。这种谈判的基本原理，在我后面讲到一个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时将会变得重要起来。 有时，如果两家代理的客户反应同样强烈，也许会选择两个法庭，每种一个，而案件在它们之间随机分配。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顾客在法律上的偏好、以及他希望生活于何种法制下的倾向，已经变成了他实际上生活在什么制度下的主要决定因素了。但这还不是全部因素，因为原告和被告必须使用相同的法律。 在以上关于死刑的例子中，双方是直接对立的。另一种可能性是，某些客户会要求特殊的法律来适应他们的特殊情况。生活在沙漠地区的人们也许要求法律明确规定对水源的产权。其他地区的人们则会觉得这样仔细地对待这个问题简直是多余的。最坏的是，它还会成为纠缠不清的诉讼的根源。这样，沙漠人就会全都支持一个保安代理，它的政策是只光顾有着完善的“水法”的法庭。其他代理则同意在与那家代理发生纠纷时使用那个法庭，而在他们自己之间的纠纷就采用其他法庭。 法庭之间的许多不同可能将会更微妙。人们会发现，某一个法庭的判决结果比另外一些法庭的更快或更容易被预测到；或者某个保安代理的客户比另一些代理的客户受到更好的保护。保安代理们为了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声誉，会寻找“最好”的法庭。 针对这样的自由市场中的法庭，会招致几种反对意见。首先是，法庭可能会把公正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但那将是自毁性的；除非他们维持住诚实的声誉，否则他们不会有一个客户。这就与我们现存的法庭不同。另一种反对意见是，法庭和立法机关的责任是去发现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不可能有两条万有引力定律的相互竞争，那为什么要有两条财产法的竞争呢？但是，恰恰存在着关于万有引力定律的争论，也恰恰存在着关于产权的恰当定义的争论。发现和发明一样都是富于创造性的行为。什么是正确的法律，人类的相互关系遵从人性的什么规律，如果这些都是很明显的，那么所有的法庭都会赞同它们，就如同所有建筑师都赞同物理上的定律一样。如果这些都不明显，那么市场就会为了发现正确的法律而建立起研究机构。 另外还有一种反对意见，就是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法制制度将会造成混乱。如果人们发现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法庭就会有一种经济动机，去采纳统一的法律，如同造纸商们生产标准规格纸张的动机。新的法律只有在其倡导者相信它的有好处大于法律统一的好处时才会被引进。 对自由市场法律最大的反对意见，就是原告和被告在通常的法庭中不能达成一致。显然，一个谋杀犯会希望判刑宽大。如果实际上是犯罪发生后才由争执者双方去选择法庭，这就会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我所描述的程序之下，法庭是由保安代理预先选择好的。在任何时候，都很难同时有足够多的谋杀犯去支持一个他们自己的保安代理，这个代理的政策是支持不把谋杀当做犯罪的法庭。即使有这样的代理，也不会再有其他的保安代理会接受如此的法庭。谋杀犯的代理就只有去接受一个合理的法庭，或者与其余的社会去作无望的对抗。 如果不是被控有罪，谁都希望法律保护自己免受罪犯的侵害，以便自己能与别人和平、互利地往来。即使是罪犯也一样。并没有太多的杀人犯会希望生活在既允许他们去谋杀、也允许他们被谋杀的法律下。 9月14日 drunkpanio: 牛校牛在哪drunkpanio应该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中文博客。本来傻球也有希望竞争这个头衔的，但他最近夏眠去了，－－哦，当然本来我也很有希望竞争的，可惜我已经基本停博了。况且我只是硕士，体胖而已，dp是博士，当然比我博。
最近d博去哈佛做了post博，写了下文馋我们：
牛校牛在哪
我在哈佛做一年博士后，这一年，除了领钱，基本也没有什么别的任务。为了防止自己整天缩在家里，把薄薄的那一沓钱翻来覆去地数，我决定去旁听几门课。 那天我去学校我所在的机构，跟机构里的秘书表达了此意。她非常干脆地说，没问题啊，只要教授同意，都可以呀。我问，有没有一个什么社科方面的课程清单，我看看有什么课可选。我问的时候，想象的是几页纸，可以站那顺手翻完。结果说时迟那时快，柔弱的女秘书突然掏出一个庞然大物，向我递过来，我伸手一接，胳膊差点因为不堪重负而当场脱臼。 定睛一看，这本1000多页的玩意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几行字： Courses of Instruction 2006-2007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s. 就是说，仅仅就本科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及课程的简单介绍（一般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我估计，把哈佛全校的课程名单一一排列出来，是不是得绕上赤道一周两周啊。 以前在哥大听课，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见过世面了。现在，捧着这个庞然大物，我有种金轮法王突然路遇萧峰的悲凉感，过去六年建立起来的牛校感当即化作片片飞屑，随风而逝。 端着它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读起来。如同一个饥饿无比的人，捧着一个写满了各种山珍海味的菜单，边咽着口水边往下读。读到最后，就是《廊桥遗梦》里面女主角遇上男主角的感觉，之前和丈夫风平浪静的婚姻，原来都是不算数的，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 当然，让我产生伟大爱情的，不仅仅是哈佛所提供的课程之多，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课程之人性化。 国内的媒体，时不时地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大学精神不应当仅仅是训练工作技能的精神。据说，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 虽然“人文”这两个字，因为靠“文人”两个字太近，已经臭大街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再给它一次机会。 哈佛大学之所以是一流的大学，当然是因为它最有钱，然后用这些钱买了最先进的设备和雇了最牛的教授。但是同时，也是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而这一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它的“核心课程”上（哥大也有，但是跟哈佛比，是小巫见大巫）。 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这些基础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他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这样当他置身于自己的专业时，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不过是一个巨大有机体里面的一个毛细血管。 摘抄一段关于“核心课程”的说明：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re Curriculum rests on the conviction that every Harvard graduate should be broadly educated, as well as trained in a particular academic specialty or concentration. It assumes that students need some guidance in achieving this goal, and that the faculty has an obligation to direct them toward the knowledge, intellectual skills, and habits of thought that are the hallmarks of educated men and women.” 哈佛的“核心课程”分成七个板块：Foreign Cultures; Historical Study; Literature and Arts; Moral Reasoning; Quantitative Reasoning; Science; Social Analysis. 拿Moral Reasoning这个板块做为例子，所给的课程包括： 1。民主与平等 2。正义 3。国际关系与伦理 4。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 5。儒家人文主义 6。有神论与道德观念 7。自我，自由与存在 8。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 9。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 10。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11。比较宗教论理 12。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 13。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 14。现代政治哲学史 拿科学这个板块来说，所给课程包括： 1。光与物质的性质 2。空气 3。宇宙中的物质 4。观察太阳与恒星 5。时间 6。爱因斯坦革命 7。环境的风险与灾难 8。现实中的物理 9。Cosmic connections 10. 音乐和声音的物理学 11。看不见的世界：科技与公共政策 12。能源、环境与工业发展 13。Life as a Planetary Phenomenon 其它的板块，就不列了，太长。基本上，“核心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开始研究树木之前，能够先看一眼森林。最好能够把这个森林地图印在大脑上，以后走到再细小的道路上，也不会迷路。 我再列一些“本科新生研讨会”的课程（freshman seminar）――这个freshman seminar是什么宗旨，什么来头，我不大清楚，但是有些课程名称开得非常诱人，因为名单太长，我只列上那些我感兴趣的课程――也就是如果我有三头六臂会去旁听的课程。 1。人的进化 2。翅膀的进化 3。细菌的历史 4。银河与宇宙 5。象棋与数学 6。疾病的话语 7。DNA简史 8。美国的儿童医疗卫生政策 9。应然：道德判断的本质 10。火星上的水 11。医药公司与全球健康 12。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 13。非洲的艾滋病 14。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 15。什么是大学，它的目的是什么？ 16。俄罗斯小说中的爱情 17。怀疑主义与知识 18。一个社区的研究 19。基督教与美 20。怎样欣赏画 21。浮士德 22。黑人作家笔下的白人 23。香蕉的文化历史 24。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25。苏格拉底及其批评者 26。怎样读中国的诗歌 27。互联网与法律 28。美国的70年代 29。The American Creed: Excep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30。语言与政治 31。信任与民主 32。美国的总统选举 33。60年代的青春文化 34。盗版 35。全球变暖与公共政策 36。当代印度 37。公共健康与不平等 38。公墓的历史 39。人权 40。政治演讲与美国的民主 41。“犯罪”的概念 42。现代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 43。烟草的历史 44。酷刑与现代法律 45。大脑的测量：心理学实验的兴起 你看，随便这么一列，就有45个。对于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举着筷子，不知从何下手。 不知道清华北大，能给那些刚刚背井离乡的18岁孩子，开出上述45门课中的几门。 我相信，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 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达尔文的天真。爱因斯坦的天真。黑格尔的天真。顾准的天真。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 “成熟的人”永远是在告诉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就是不必追究的，不必改变的。 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象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前两天读王璐小友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说的挺好玩，说到国内某现象，他说：两个连大学都算不上的什么机构，竟然为自己还算不算一流大学而辩得脸红脖子粗。 这事我没怎么跟踪，所以也不太清楚。好像是香港几个大学挖了几个高考状元走，清华北大就开始捶胸顿足，觉得自己不再“一流”。这种捶胸顿足有点滑稽，仿佛宋祖德为自己不再是一线男星而痛心疾首。其实，清华北大的确应该捶胸顿足，但不该是为了几个高考状元，而应当是为自己与天真的距离。 7月30日 牛人啊，一枚曲别针换一幢房子转自呆碩傻博 。唉，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好主意呢？
以物易物，古老的流通手段，象以前那盐巴换粮食，现代还有象北京民间自主的换房子。英文叫Barter Trade，在十年前网络刚刚兴起时，有人曾预测Barter Trade会通过网络兴旺起来，甚至还有后来的Bartertrade.com，红极一时。最近，由一位26岁的加拿大小伙子将这种以物易物形式发扬光大，令人赞叹。
2005年7月12日，Kyle MacDonald开始在自己网站上声明，以一个曲别针开始交易，目标是换到一套房子，并在Craiglist登出第一份分类广告。整整一年之后，经过14个交易，2006年7月12日，他用在一部好莱坞电影中出演一个角色的代价，换到了加拿大 Kipling, Saskatchewan一套三卧室房子。
Kyle 的交易引起许多媒体和网人的关注，一些交易得到CNN，ABC的报导。现在，在网络百科WIKI中，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介绍，One red paperclip 详细列出他的14个交易过程，俺把中文的整理一哈：
Kyle 的主意是受了小时候一个游戏的启发，游戏的名字是“bigger or better”。他的14个交易虚实结合，总能找到对应不同人的附加值，可谓经典之作。Kipling小镇将为他举办一个大型温居派对，当地商人计划制作一个超大型曲别针，送给他放在院子里，以示纪念。
6月6日 方励之：第三次教物理之后再来一篇，同样转自MIT BBS科大版。这一篇怨气稍微明显了些，不如上一篇收发自如好，但出彩的地方也更多，象牛顿实验、疯诸、秤小，都令人莞尔。不过翻土维度学那段好像有点过。可能是因为这篇写得比较早，大概在他刚逃到美国时，换了谁在那时心境都无法平静。前面转的那篇是最近写的，时间过去得更久，比较恬淡从容了。
第三次教物理之后 方励之 《远见》1992年第一期 “远见”杂志要我交一篇回忆，以供它的读者能了解一点我的经历。其实，虽然岁月 过去了几十年，但是经历却并不复杂，甚至相当地单调，重复，“循环”。我之所以选择 了以下的一篇，理由就是，它的一句结语，三次有效。这句结语是： “在大跃进失败的前夕，我离开农村，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物理。”那是三十 三年前，即1958年的事，是我第一次在大学里教物理。 十四年后，即1972年，这句结语再度生效。那一段的经历是： “在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前夕，我离开农村，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物理。” 又过了十九年，即今年，1991年，这句结语第三次适用。过几年，如果有必要回忆今 天的经历，又会写成： “在……失败的前夕，我离开…，来到…大学，教物理。” 一个公式，三次“显灵”，一句结语似乎成了一句“谶语”。 三次来到大学，是一样的。 三次离开“劳动改造”或者“阶级斗争”的场所，是一样的。 三次讲的物理，当然更是一样的。今天我讲的课，同1986年底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讲的最后一节课完全一样。不同的一点只是，五年前是用我和李淑娴写的一本书的中文版 作为学生的参考书，现在则是用它的英文版。 三次失败，前两次已经是历史了。第三次的……，最终将填上哪几个字，似乎还有待 时日去决定。但是，八，九月间被苏联人扔进了垃圾堆的一批“伟大”人物的雕像，已经 给……规定了一个下限。 许多朋友判断，事不过三，“失败教物理”一式，不会有第四次了。根据是，物理也 许还有得可教，但是，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等都已经被扔进了垃圾堆之后，还 有甚么东西可供失败的？或者，还有哪一个有雕像的“伟大”人物可供扔的？ 事不过三，也许真是一条灵验的经验和哲理。不过，我更相信，它的灵验绝对是靠人 的努力才有保证的。只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将来才能写下将来想写的回忆。 ~~~~~~~~~~~~~~~~~~~~~~~~~~~~~~~~~~~~~~~~~~~~ 第一次教物理之前 方励之 八十年代初，我在欧洲。有一次，同行之间闲谈起各人自己的经历。我说： “我曾多次在田地（field）上工作过。” 一个同行不明白我为甚么多加一个形容词“多次”，追问道： “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曾一直研究场论（theory of field）？” 我不禁觉得，英文大有缺点，怎麽竟把物理中的场和农村的田野如此不同的两个概念 用一个字来表示。也许，对说英文的朋友来说，这不会引起混淆，因为，他们极不可能同 时在这两个领域工作。可是，对说中文的我们来说，在这两个领域工作过的，却大有人在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间，我前后就有四次从物理的“田野”被驱赶到农村的 田野。 第一次，是1957年12月到1958年8月。那是一段既沉重而又轻松的生活。 反右派运动的后期，毛泽东提出“干部要下放劳动”。就像我是中国的第一批青年团 员一样，我也是中国第一批的下放干部；就像我入团时并不严格符合团章一样，我的下放 也不严格符合“干部下放”的原意。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词汇学，“干部”与“群众”是两 个相对的概念，前者指治人者，后者指治于人者。所以，“干部”是指大小官员。“干部 下放劳动”的字面含义（即报纸上的解释）是，大小官员应当到被他们管理的群众中去， 参加劳动，体尝甘苦。应当说，这层意思并不坏，下放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显然，依据这 种字面的含义，对于当时只是一名最低等的研究实习员的我，是绝对轮不上得到这样的光 荣，成为一名下放干部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真是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之中没有一位肯来享受这 样的光荣，却把光荣都给了我和我的同事。近代物理所（我当时工作的地方）被下放的数 十人，大部分是年轻的研究人员。同我分在一个小组的两个人，一个也是研究实习员，另 一个是实验室里的工人，后者的工作本来就是最底层的劳动，居然也还要作为干部来下放 。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些“光荣”的获得者，有一个共同点，即很多都在反右派运动中 “有问题”。实际上，凡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到大小批判的人，无例外地都成了下放干部。 所以，中国的干部下放措施，从第一天起，其实质就是一种惩戒，一种在光荣名称之下的 惩戒。 12月中旬，我们背着自己的沉重行李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登上南下的列车，去农村。这 时，倒有不少干部来送行。他们给每一个下放的人的胸前挂上一朵大红花，以前，似乎只 有中了举的或当新郎的人才挂这种花。站台上，干部们的祝贺声，祝愿声，鼓励声，此伏 彼起。好不热闹。一时真是显得我们光荣极了，真好像我们是第一批登上通向极乐世界的 列车的乘客。后来读历史，才知道，光荣加惩戒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乃是中国历代 独裁者的惯用方法。十四世纪，明太祖朱元璋一面处死他的元帅徐达，一面又给徐达树立 一个功德碑，这个巨大的石碑至今还孤零零地矗立在南京的郊外。 那天，李淑娴也去送我，在最后相依偎的几分钟里，没有言语，但却是至深的祝福。 我下放的地点是河北省赞皇县南邢郭乡。赞皇县位于太行山的东麓，西边一半是山区 ，东边一半是平原。南邢郭乡位于东边。从北京乘京汉线火车南行约五个小时有一个小站 ，叫元氏。从元氏去南邢郭乡最近，但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如果赶上双套（即两匹马拉） 的胶皮轮大车，跑上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马车拉着我们三个人进村的时候，天已黄昏。没有人。也没有狗。土地上没有一丝绿 色，死沉的灰黑。周围也极少有树，平坦呆板的田野上，只有几株好像是遇劫之后的枯枝 ，突兀地插在地上。村落没有灯光，远远看去只能分辨出一个黝黑轮廓，趴在大地上，有 如一块大石头，好像从蛮荒时代就被遗忘在这里，再没有人过问。难道，这就是《太行山 上》一歌中的太行山麓吗？小学学唱《太行山上》时在心头建立起的美感，从此荡然无存 。 太穷荒了，这是当时唯一剩下的感觉。 应当说，年轻的时候，我并不惧怕穷苦的生活，甚至不时还有罗曼蒂克的遐想，去过 一段艰难历险的生活。然而，眼前有的并不是艰难历险，而是穷荒之中的愚钝和呆滞。这 里的生活并不需要任何智慧和勇气。任何痴笨的人都可以安稳地生活下去，无灾无难，或 者不知道何为灾何为难。生活在这里已经不变地循环了一千年，也许两千年了。赞皇一名 的来历就是由于一位几百年前的皇帝曾路过此地，从那以后，生活更是没有也不准有一丝 变化地循环着。 我们住在村长家，他有一间空余的房。没有电，整个村庄都没有电。三个人睡一个土 炕。因为土炕直接与大地连通，必须把炕烧热才能睡觉，否则很快会受冷而得病。就是有 冬泳本领的人，也不能抗拒来自大地的寒气。 烧炕用的主要能源是麦秸。受潮的麦秸，很难燃烧。而且，当地火柴也很缺，最通用 的起火器仍是天然的打火石。你要学会新石器时代就已有的打火石的用法。首先，用一小 铁砧打击火石，令其发出火星。把一小绒纸卷放在火星迸发处。如果打得好，火星可以使 绒纸达到摄氏232度，或华氏451度，即纸的燃点。绒纸开始无焰燃烧。这时，再用嘴小小 一吹，无焰燃烧变成有焰燃烧。再用此小火焰引燃干草，火焰变大。最后，用干草的火去 点燃麦秸，成为大火。在整个过程中，不断要以嘴吹气。忽大吹，忽小吹。你必需有足够 大的肺活量，才能使火着起来。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之所以每天都要被天鹰吃去，可能就是 要让他失去底气，无力吹火，也不能再盗火。 取水比取火略为先进，超过了石器时代。村里只有井水。井很深，十公尺左右。井盘 上装有一台辘轳，可将装满水的桶从井底绞出，虽仍是人力，但因有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 作用，故不感吃力。困难的是将空桶放到井底时必须让水桶翻转，桶底朝上，这样，桶才 会下沉入水，装满一桶水。否则，水桶会一直漂浮在水面，只能装满半桶，或根本装不上 水。一个在十米以下的东西，只有一条软绳与你相连，要对它进行姿态控制，是一件很不 容易的事。我大概学了半个多月，才掌握了这种超距控制技术，能准确地让水桶以朝下姿 态入水。这半个月里，我经常被困在井台之上，不得不大作牛顿的水桶理想实验。我相信 ，世界上不会有太多的物理学家曾像我这样忠实于牛顿的水桶。 南邢郭乡地处平原，还算是赞皇县比较富的地方。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他从哲学研究 所下放，也来到赞皇县。但他是被放到西部山区。那里就连水井也没有了，水的唯一来源 是雨。地上挖有一些大坑，用以积留雨水，吃水用水皆取自坑中。到冬季，不下雨，积水 日趋减少。这段时节，除了食用之外，一切其他用水严加禁止。我的这位哲学家同学告诉 我，因为缺水，他曾一连有四个月不洗脸也不漱口。也许这到很适合他的职业－－哲学。 在中学时，我们就给他起过一个绰号thinker，因为他常常模仿罗丹的那个有名雕塑，枯 坐沉思，好像进入了玄境。显然，不洗不漱而幽居深山的生活更接近哲学家所追求的玄妙 境界。 一些非哲学家则难于在这种境界中忍耐，离队了。同我一起来的那个工人，一个月后 即自行跑回北京，不再回来。然而，大多数的年轻知识分子，却渐渐地在这种原始生活方 式中坚持下来。因为，他们（包括我在内）都真的相信，只有通过这荒漠原始的磨炼，才 可以使自己的灵魂走向圣洁。 当时人人清楚，我们这些所谓的下放干部，是来改造思想的。尤其，在反右派运动中 遭到批判的人，更有一种负罪感。觉得，只有通过繁重而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使自己得 以赎罪和新生。应当说，这种认罪的心态，是真诚的，无矫饰的。有不少人，一下到农村 ，就拼命地劳动，什麽工作脏什麽工作苦，就去做什麽。下意识地认为，劳动越多，赎出 的罪也就越多，二者是成比例的。 然而，“自己当真有错有罪麽？”这个问题也总在心头时隐时现。因为，总是有两个 各自合理但又相互对立的推论，缠绕着自己，象一个不可解的康德的二律背反。二律之一 是，斗争会上那些“不老实！”的口号声并没有从逻辑上证明那些右派观点是错误的，特 别，研究三害根源为什麽就是有错有罪，难道一件事是可以没有根源的？二律之二是，无 论如何，似乎也不应怀疑共产党或毛泽东本身的正确性，这是自己的信仰所在，既然反右 派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怎麽可能那些被批判的右派观点一点也不错？ 劳动带来的疲惫和困顿，也许能像麻醉品一样，使自己暂时地忘掉这个背反，然而， 并无助于找到它的解。 跟着，是一个更加难解的背反。 1958年1月2日，我接到李淑娴来信，她说，她已于1957年底正式地被开除了党籍。这 本来是意料中的事。邓小平在有关反右的报告中早说了，党内的右派分子一律都将被清除 出党。 问题是，当时我还是党员。按照阶级斗争原则，我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只有一条路 ，即立即与李淑娴断绝关系。因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允许与一个阶级敌人相爱的。右 派分子，按其定义，就是一种阶级敌人。这是一个无情的定义！在反右派运动中，不知有 多少对痴情者，一夜之间，就在这定义之前，分了手，从此相互成为路人。一切脉脉的含 情，都无济于事。我的同学和朋友中，凡有这类境遇者，无一幸免，个个都被迫在自己的 人生旅程中演了一出生离的悲剧。 如今，命运该轮我们演出了。 我于1958年1月4日从南邢郭乡赶回北京。去北大。燕园里，一片肃杀之气。我们面临 决择，面临以下的二者择一。或者，忠实于信仰，分手；或者，忠实于感情，结合。命运 等待我们决定，也必须立即决定。我已经不能完全记清，在那不眠的两天两夜里，我和李 淑娴一共说过多少话了（也许，李淑娴比我记得更多，在她的回忆录中会有更详尽的记述 ）。我只记得，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反而更冷静、更理智了。不全是由于信仰的引导 ，也不全是由于感情的引导，而可能更多是理性的引导，使我们最后决定：“冷冻”我们 之间的恋情。什麽叫“冷冻”，至今我们还不能说清它的确切含义。然而，确实是它，使 我们在这多连通的人生拓扑上，找到了一条回路，平安而且最终幸福地渡过了这一幕炼狱 。 “冷冻”期间，我们相互不再写信，断绝了一切时空上的联系。但是，心与心之间的 相通，是超越物质的，超越时空的。 再回到南邢郭乡时，我懂得更多了，心情也更平静，我投入了劳动。 在最寒冷的日子里，开始打井。那是真正的北方的冬季的田野，大气在摄氏零下五度 以下，还有北风。大地上冻了。中国传统的打井，全靠人力。这里集中了全村体力最强的 二十多个人，是主力。另外也还有二十多个人，其中有妇女，做辅助性工作。 打井的第一步是下挖一个直径约七公尺深约十一公尺的井筒。太行山麓，在三亿多年 前还是一片海滩。所以，下挖两公尺后，就会遇到鹅卵石，它们是当年由入海的河流冲积 下来的。越向下挖，鹅卵石的直径越大。到六、七公尺时，卵石直径达到30到40厘米，最 难挖。体力最好的人，也只能连续工作一小时。于是，每五个人一组，轮番地下井，每一 个小时换一班，以保持高强度，高效率。 再向下，到八，九公尺深时，卵石渐少，开始见沙，那就是亿年之前海滩上的沙了。 宋朝大学者沈括曾在这一带挖到过贝壳，证明这里过去的确是海滩。我们当时没有心思去 找贝壳，因为工作危险渐大。井壁开始塌方，大小卵石经常从井壁上掉落下来。在井底工 作的人，除了一顶柳条帽，没有其他防护设备。 挖到十公尺左右，井底渗出了水。下一步，更艰苦，任务是在井底的水中淘沙。只有 淘去足够多的沙，才能使水的渗出速度加快。一口井的好坏，全在于这个渗出速度，因为 它决定了在单位时间内可以从井中取出多少水。我参加了淘沙。 在打井初期，我们只被分配做辅助性的工作，同妇女及老弱者在一起。因为，农民不 相信我们这些人能吃苦，好心地照顾我们只做轻的劳动。然而，我想我能下井，而且，下 井多少带有一点冒险，有刺激。于是，经我的坚持，后来我也被编入了下井组。 淘沙开始了。下井前，先喝一口约60度的土制酒，在寒风里脱掉所有衣服，拉着绳索 降到井底。井底的水深没膝。然后，用双手在水底铲沙。手及腿大部都浸在井水里。把沙 一筐筐装好，用绳索吊出井外。由于沙筐中流出的水，不断从井口上落下，井底的人从头 顶到全身很快就被淋透了。这时，烧酒的热量已快用完，感到冷，唯一的御寒方法是疯狂 地用力去淘沙，让身体里发出微微的热。一般人，在这井底的疯狂中最多坚持半小时。所 以，每25分钟换一组人下井。上井后，必须立即擦干身体，穿上衣服，再喝一口60度的土 制酒，等待下一次的下井召唤。坦率的说，有的人，只是为了能喝到两口酒而下井。 下井人，还有另一种优待－－吃白面烙饼。当地的农民，常年的主食是白薯，玉米等 杂粮。只在夏季麦收之后的两个月里可以吃到一些面制食品。因此，冬季吃烙饼，是很特 殊的。可见，下井之受重视。确实，有的人由于下井太多，得了终身不治的寒腿症。水， 就是用这些寒腿症换来的。 对于我，下井的最大受益，不是土酒，也不是白面饼，而是混熟了全村的农民，他们 认同了我。至此，我在农村的“思想改造”，实质上已完成。剩下的日子，越来越轻松了 。 理由如下。 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去劳动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原初的设想是，利用农民的力量来 改造知识分子，使他们忠诚于执政者。他们的逻辑是：按照阶级斗争理论，农村中的贫农 等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一个主要支持者。所以，农民一定会像共产党执政者一样地批判知 识分子的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把少量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大量是农民的农村中，知识 分子一定会比在城市感到更大的思想压力，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被改造。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证明这种理论是虚构的。中国的农民并非按照阶级斗争学说所预 言的行事原则去行事。诚然，农民，特别是贫农，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一个有力支持 者。但是，农民的支持是出于他们在共产党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而不是认同于共产主义的 意识形态。 传统上，中国的农村没有宗教生活，从来没有宗教战争，对一切意识形态上的所谓终 极关怀都是淡漠的，是耶和华、是阿拉、是共产主义，还是替天行道，似乎都无所谓。赞 皇县甚至没有像样的佛庙，有几个很小的基督教堂，信徒也不多。因此，农民对下放来的 知识分子到底有何种信仰，何种终极追求，是根本不过问的，更谈不上批评和斗争。 另一方面，反右派运动显示出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冲突，却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因 此，农民不可能具有共产党宣传部的功能，利用批判，对知识分子施加思想上的压力。相 反，在农村的生活，思想上是更轻松的。这就是为什麽下放思想改造政策的预想，彻底落 了空。一句话，农民似乎并没老想着阶级斗争。 中国农民衡量人的最主要标准是劳动。只要你在劳动上能干，被他们认同，你和农民 的差别就消失了，根本不会感到“被改造”。打井之后，我就是进入了这种境界。农民相 信了我的劳动能力，我也有了自信。 开春以后，我就与同村的年轻农民一样，耕地，挑水，养猪，赶马车。一个十足的农 民了。后来，我索性搬到一个年龄比我大两岁的单身农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一样 地生活，只有一点差别，他吸烟，而我不吸。有时拗不过他的盛情，一定要吸几口他送过 来的烟，那是迄今为止，我唯一的吸烟记录。 刚刚到初夏，我就像村中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不再穿上衣。一则凉快，再则也节省衣 服。这是贫穷带来的习惯。村中的妇女，无论年长的或年轻的，对不穿上衣的我们，也不 见怪。只当下放干部开会，而又有女下放队员在场时，我们才穿上上衣，恢复城市里的礼 仪。许多那时的照片，都是赤膊的。黧黑发亮的前胸和后背，结实的肌肉，只要不来问我 们意识形态问题，按造型，哪一个人不是一个纯正标准的农民？ 毛泽东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曾经讥讽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实际上没有知识， 因为他们不会种田，不会杀猪。每次批判知识分子时，中国的报纸上大都会重复一遍这个 经典论述。我想，到1958年夏天，我们这些中国的第一批下放干部，就已不再会被上述的 歪理所动了。因为，我们几乎都发现，那些被毛泽东认为比二十年寒窗学来的知识还要难 的事，对于我们，许多已是我们驾轻就熟，天天在作的事。按当时的速度估计，只消一年 ，最多两年，我们就可以无困难地去做所有农民能做的事。而且一定在农民的平均水平之 上，因为我们有知识。 就以猪论，毛泽东认为了不起的杀猪大事，完全不是难手艺，特别是对一头已被绑好 而不能动的猪。困难的倒是在田野上捉猪。春天要放猪。猪与羊不同，羊总是成群地行动 ，容易照料。一群猪则常常因抢食而发生内讧，四散奔逃。这时，放猪者必须追上并赶回 每一头猪，把他们再团结在一起。追猪是不容易的，虽然猪的体肥腿短，但跑得并不慢。 我的百公尺跑的（顺风向的）最高记录是12.5秒，但我追不上一只跑疯了的猪。可见，捉 猪还要难于杀猪。毛泽东的杀猪圣言，只证明他自己大概没有养过猪。很多圣言之所以令 人畏惧，那是因为没有机会真去试试。 过了春天之后，不少被农民认同了的年轻的下放男队员，都收到过当地农村姑娘的求 爱信，或等价的表示。我也收到过一封。虽然后来都没有发展出可以写小说的故事，但这 又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下放干部不但不再是农村中的被改造者，反成了被追求者。这一点 也不难解释。要而言之，若把两种文化和平地放在一起，最后一定是较为先进的那一方替 代较为落后的那一方，无论先进者在原初是多数还是少数。 中国的农村，的确需要先进文化的注入。 不幸，下一个强行注入中国农村的，是一头跑疯了的猪。 六月，我们收小麦，那年是赞皇少有的好年成，小麦的亩产量达到400多斤。农民都 很高兴。一天，中国最权威的《人民日报》载，有一个地方，大跃进了，小麦的亩产量达 到两千斤，比我们高了五倍！许多农民不看报，无论它是多大的权威。我对报纸是相信的 ，把这个消息告诉一起麦收的农民。他们都不相信，只简单说： “那个地方的秤小。” 确实，中国的度量衡从来缺乏校准，一地的秤是很可能与另一地的不同。不过，相差 五倍，早超出了三个高斯误差，绝不可能。不过，我没用这个误差理论去说服我的农民朋 友。 没有几天，那张最权威的报纸又说，一地的小麦亩产突破一万斤，比我们的产量高了 二十五倍！这一次，我没有再向农民说。但他们很快都知道了，也没有人再说不相信。原 来，“大跃进”的精神，正通过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中央一层层地传达下来。要求各地都 开始大跃进，把产量翻一番，翻五番，翻十番。对共产党的话，农民不反对，也照办。当 然，不知道他们心里是不是在想，只要把秤变小，就跃进了。 大跃进一开始，我就被派去写标语。一连两个星期，我在全村各个显要墙壁上写标语 。标语字很大，每个字约占2×2平方公尺。据说，字越大，越能使人的胆子大，跃进就更 大了。我写的最多的两条是，“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十年计划，一年完成”，前者是 那个夏天的报纸每天用的通栏标题，后者则是常见的大字标题。但我始终也不知道所谓“ 十年计划”是什麽，好像其他人也不知道。 最炎热的伏天到了，疯度和天气温度，成正比地增高。报又载，一地的小麦亩产达到 五万斤，又高了一个量级。一个号令又从中央层层传达下来：要深翻土地。因为，根据中 共中央的研究发现，土地经过深翻，再播种，产量就会大大提高。据传达，有的地方，翻 土半公尺深，产量就增了五倍。文件暗示大家线性外推：谁想增产十倍嘛，只要深翻一公 尺就行了。 于是，我们村也开始了夜战，深翻土地。我的身体虽好，但膂力并不过人。在深翻中 我却常能超过一些膂力强者。我“发明”了一种有效的深翻法。由于，深翻只要求翻，而 并未要求破碎土地。我想，只要把土切成较大的块，再加以翻转，就会更省力气。这个道 理很简单，深翻中切土最费力，要省力，就要使同量的切土工作所包含的土量更多，其解 显然是切大块。因为，切土量是二维的，而含土量是三维的。维度物理学推广后，地翻得 更快了。 热火朝天的日子到了。 随着土地越翻越深，农村以比疯猪还要快的速度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那一个月，是 我一生唯一体尝过的真正共产主义生活。全村家家歇了火，都到共产主义食堂吃饭。各取 所需，要吃多少就拿多少，不要钱，货币被废弃。共产主义的村民们，白天睡觉，或者学 习大跃进的新闻。傍晚天黑后，一个个劳动队提着油灯走向田野。夏夜的星空，游动的灯 火，照亮黑紫的田野，加杂着一两声狗吠。深翻，深翻，深深地翻呀，马克思的理想就要 在这里翻出来了！ 应当承认，当时的我，并没有感到“大跃进”的虚假和疯狂。白菜五百斤一颗，一亩 白薯一百二十万斤之类的跃进新闻，也并没有引起我的疑问。这些终归不是我内行的专业 。“也可能那地方的秤就是小！”。 我的怀疑是被一篇“物理”论文触发的。就当我过着共产主义的深翻生活时，最权威 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毛泽东最夸奖的，从美国回来的一位教授（为 版权所碍，暂隐其名，待正式出版全书时补上）。其内容今天我还能复述，他是根据能量 守恒律，从太阳常数求出每亩地可达到的最高产量，即上限。他求得的上限远远高于当时 报上公布的所有“大跃进”产量。结论是，大跃进很有物理根据，似乎大跃进还不够“大 ”，还可以更大胆地跃进。 然而，物理学是不可欺的！姑且不论这种作法是否以“科学”向权势献媚，这位先生 的计算，在物理上是错误的。他的计算是基于能量平衡，即热力学第一定律。实际上，在 1958年，已经清楚，生物生长原则上不属于平衡态热力学。生物“吃”的并不是能量，而 是负熵。决定产量上限的，是太阳所带的负熵流，而不是能量。实际上，地球从太阳吸收 的能量，大体等于地球发散的能量。因此，用能量守恒来计算上限，在原则上是错误的。 这至少证明，该文作者全然不懂当时已发展的非平衡态热力学。 很抱歉，我不得不用了如此多的物理学词汇来写这一段回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足 够强烈地表达我的感受，自由对科学是多麽重要，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科学。对这样一个明 显的错误，在物理学界，许多人是心中有数的。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享有批评的自 由，哪怕只是物理学的批评。只因为，作者是毛泽东首肯的；只因为，“论文”的结论是 支持大跃进的。更可悲的是，一个诺大的党和一个诺大的领袖，竟愚昧到轻率地用这些媚 态“科学”来决定牵动着十亿人口的政策。 一个禁锢着科学自由的国家，岂有不呜呼哀哉的！ 在大跃进失败的前夕，我离开农村，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物理。 方励之：八公山下的再教育转自MIT BBS科大版。没想到方励之写文章如此了得。他们这代人真了不起，上山下乡政治运动吃了那么多苦，浪费掉那么多时间，还可以在学术上卓有成就，文化修养也依然出色（还把社会搅了个天翻地覆）。难道真的是功夫在棋外？
方励之：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今年又教广义相对论，不禁又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岁月……
1969年5月到8月之间的三个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间歇期。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刚刚过去，新的高潮尚未到来。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1968年夏），我就被隔离在科大。直到1969年5月才被准予回家。我的小儿子是在我被隔离后的第九天出生的。在我回到家时，他也快满一岁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三个月里，我虽然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物件，但生活不无逍遥。正值暑期，我们全家的日常活动之一是下午四点以后去颐和园游泳。当时颐和园的游人极少。深水区水也净洁。我们大都是最后几个游完上岸的人。向回走的时候，除了偶尔看到一两个船工在收船外，整个颐和园空荡荡的。从知春亭西望，夕阳正在玉泉山后缓缓下滑，塔影延伸到昆明湖面上，半隐半显。燕京十六景之一——玉峰塔影，只在此季此时才可以真正地看到。 这三个月里，算是我们一家最长的团圆期，其后的二十年（1970-1990）里都是分离的，或一分二，或一分三，再也没有长于一个月的团圆期。
新的一轮风暴始于1969年8月末。当局发布命令（即所谓林彪第一号命令）：所有北京的大学都必须南迁， 因为苏修要入侵了。北京的大学迁出北京，在历史上有过一次，是1937年，当日本即将打入北京的时候，大批学校迁往西南，那是战争所迫，是逃难。文化大革命的大迁校，更主要是出于共产主义的一条意识形态原则：和平会使人变成修正主义，斗争和战争才使人永葆革命的“青春”。 首先是北京大学宣布，将迁往江西鲤鱼州。1969年8月29日，李淑娴首批被遣离北京去江西。一家的团圆生活就此结束。 中国科学技术大也要迁出北京。 不像北大，清华两校有过南迁的经验，逃难也颇井井有条。科大则像只没头苍蝇，向北京之外乱撞，没有目标。科大接到迁出北京的通令后，有三个月迁不出去，原因是找不到一个地方愿意接受科大。当时，科大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都失败而回，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当然，北大，清华也不是去什么好地方，他们的新“校址”——江西鲤鱼州，原来是个血吸虫疫区，老劳改农场。 只有诸葛亮的老家河南省南阳县，还有一点尊重智者的遗风，表示欢迎科大来诸葛亮的茅庐办学。可惜，一个茅庐容纳不下整个科大，作罢。在那三、四个月里，科大是被北京市委无价转让的处理品，摆在外面，任人挑拣，但没有人要。也不怪，毛泽东给大学的总评语是：池浅王八多。谁还愿意接收这种中国人最鄙视的动物组成的群体？ 最后，安徽省接受了科大，同意迁到省会合肥。安徽以盛产王八出名。中国出口赚取外汇的王八（现在不应当再称“出口”和“外汇”，因主要出口地是香港），百分之八十出于安徽，所以，王八的名声，在安徽不算太坏。一次，我和一个同事背了一篓王八从合肥回北京过年。在火车上，我们睡着了。忽听一乘客大喊“谁的王八！”原来是我们的王八逃出篓外。除了连忙道歉外，赶快到全车厢抓王八。一快事也。 于是，全校迁往安徽。搬迁过程极匆忙草率。后来统计，全校的仪器设备有一半在搬迁中被毁坏。还没有看到一个入侵者，辎重已经自损一半。 1970年1月，春节一过，我们物理系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动身去安徽。安徽接受科大，也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大学教育。到那时，大学停课已快四年了。到了安徽，继续停课。大学的任务不是教育，而是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 因此，火车一入安徽，并没有送我们去合肥办教育，而是径直开进淮南矿区，要我们去接受煤矿工人的再教育。我们的一队是去谢家集第三煤矿（简称谢三矿）。 谢三矿位于八公山南麓。西面是寿阳县城。古时候，有淝水流过寿阳县城和谢家集之间，现已淤塞。所以谢三矿正位于“淝水大战”（382A.D.）时东晋的阵地。前秦苻坚虽兵多将广，但因他没有望远镜，看走了眼，把八公山上晃动的草木都误认为是晋军，打了败仗。从此，苻坚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语讥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来，苻坚也可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就是有了望远镜的今天，伟大的统帅不也是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吗。 我们到淮南时，八公山上已经没有草、也没有木了，是秃山一座。由于地下挖煤，造成地面不均匀地下陷。有的地方沉降多，有地方少，形成极难看的矿沉地貌，没有一点古战场的兵戎气势。只是寿阳城墙还在，它比一般的县城城墙高大，似乎可以想得到苻坚登高远望八公山时的惊恐神态。
谢三矿是五十年代用苏联的技术修建的。现在（2006）已经报废。当年在淮南矿区中，它是最好的几个矿井之一。平均日产量二、三千吨，煤的品质也很好，直接运往上海。 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下井挖煤。妇女被禁止下井。55岁以下的男性学生和教师一律都要下井劳动。谢三矿的煤有两层，第一层深一百多公尺，第二层深三百多公尺。坐竖井里的缆车，垂直降下，进入地层。我们主要在第一层回采区。在井下，由矿工带路。开始走大巷道，直径约五公尺，宽敞，有路灯，类似地下铁路的通道。进入支巷道，路灯就没有了。除了人人头顶上的一盏矿灯外，没有其他光源。路很窄，大家只能排成一列，在黑暗中相互跟随。这时，最重要的是，紧紧盯住前面的晃动的灯光，随着前面的光走，不能稍有疏忽。有的地段，巷道曲折，不及时跟进极易迷失前人的灯光。那时，你的周围是各向同性的黑，找不到方向。遇此情况，决不要动，因为巷道网错综复杂，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走错。如果误入瓦斯区，还会有生命危险。原地不动，等工人师傅回来找你。 越接近回采区，越难走。已经不是路，而是大大小小的洞，有的洞只能容一个人俯伏爬行。进入回采区，空间又变得宽大。那是一个用密密的钢柱在地层里硬挤出来的一个空间，俗称掌子面，高约两米，宽约六米，二十多米长。人群沿着掌子面一线排开。挖煤。 挖煤的方法很简单。沿掌子面，有一条传送带（俗称溜子），只要把你周围的煤铲到溜子上，就完成了。煤的比重比山石小，所以，挖煤比愚公移山容易得多。在黑暗之中，除了脚下的煤，脚边的传送带外，什么也看不到，甚至看不清近邻的同伴。因为相互看不见，就也极少谈话。工作时，除了听到铲煤声，溜子的转动声外，人群总是默默的。只有一次，一位眼睛不好的同事，不小心一脚踩到溜子上，人同煤一起上了传送带，向下溜。他大叫起来，人群才被惊起。幸好他很快被下面的人从传送带上拉了下来，免于变成一块煤的命运。黑暗也保护了他，没有人能看清他在溜子上的神色。随后，人群复归沉默，溜子继续转动。 “吃饭了！”一个声音传过来。工作停止，大家沿着掌子面一排坐下来。这时，一个布袋从排头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传过来。袋中装有大饼，每人从中拿一个，这就是全部午饭。几分钟后，再传过来一个水壶，每人喝一两口，再递给下一个人，这就是全部饮料。吃饭之前没有洗手，矿下没有洗手的地方，也没有感到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一切都是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手。在一切都看不见的环境里，人似乎会失去许多常规的反应。 上井以后，才发现全身是多么黑的。这时，再有大饼一定不会抓来吃。矿工洗澡池中的水也是黑色的，可以抓出煤灰来。不过，这样的水照样可以把身体洗净。 几次下井之后，就习惯了。有一次我和少数几个人还去掘进区“卖苦力”。任务是开掘巷道，把煤层切开，为回采开辟工作面。这里比回采区艰难。不能通风，空间里飘满粉尘。地层不断散发出被压抑了几亿年的热，温度极高，人人都是赤条条地工作。在惨澹的矿灯下，只隐约可见赤裸人体在黑暗中蠕动，从一个黑暗蠕动到更黑暗的前方……为但丁“神曲”作插图的Gustave Gore大概下过矿，不然他画“地狱篇”不会那样逼真地再现了矿下的场景。 临近五一劳动节，谢三矿的井口上，挂上了许多大红标语，‘大干三十天，产量超万关’‘五一献礼，日产万吨’等等。不外希望工人多劳动，多产一些煤，并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按我在井下工作的了解，多产一些煤，不是很难的事。凡在掌子面上工作，平均地说，每班工人在井下的八小时中，只有三小时是在挖煤。其余时间并不真干活，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干脆静坐等待下班，实质的怠工。只要少怠一小时，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或更多。 可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矿井上的标语。下井后，照样只工作三个小时，照样静等下班。全队工人皆如此，没有一点不同于往常。无产阶级专政虽很有效，但到一百多公尺的地下，威力就差了。当我也在黑暗中枯坐而不得不陷入沉思时，一个工人悄悄地说：“一天六毛钱，就干六毛钱的活！” 这六毛钱称作下井费，是工资之外的附加。不论何人，凡在井下工作一班就有六毛钱。理由是，井下辛苦也有危险。当时，煤矿工人的全国的死亡率是一年约两千人。还好，我们所在的半年，没遇上过井下事故。但死亡率还是高起来了。
1970夏季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自杀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8年，科大有十多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自杀，多是教师。第二个高潮，也有十多人自杀，多是学生。 新一轮的斗争，名叫‘抓516分子’。如何定义516反革命分子，在百科全书里都难查到。反正，它又是一顶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帽子就像纽约的大街，太多了，只好用编号当名子，现在要抓的是第516号。1980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听到一个在长岛的朋友告我，他家的电话是516-……，当时心中条件反射式地一悸。 我已经有了一顶帽子（漏网右派），一般说，不会再得到新帽子。《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我已经被无产阶级解放了。所以，新的一轮运动，应该轮到解放其他的人类。516号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学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 我的任务仍是体力劳动。有时在矿井上，有时在矿井下。后来，我专职拉小板车。这种车是安徽最通用的货运工具。木制的。很像马车，但尺寸较小，车身宽1公尺长2.5公尺，车辕约1.3公尺，装有两个胶轮。主要由人力拉，也可由驴力拉。直到80年代在合肥的最繁华的长江路上，小板车的数量仍远远超过货运卡车。到处可见小板车流。我就在那种车流中生活了一个多月。 实话说，一个人拉车上街，是一种不失愉快的劳动。因为是夏天，像所有拉车者一样，我们可以公开脱掉上衣，尽情地享受阳光，警察也不会来干涉。安徽丘陵地多，大街也是起伏的，拉上坡有些费力，下坡时则可人车一起下滑，一张一弛，是一种很有节奏的运动。拉累了，可以找街旁一个树荫下小憩，乘凉。渴了，可以买一瓣西瓜吃，沿途到处都有西瓜摊，很便宜。严格说，凡被专政者上街买食，都应事先取得监视人的批准，但是我有信心，绝不会有人来检查我买西瓜是否持有批准书，因为，那些监视者正忙着抓516呢！没有监视，没有政治，一身的汗水，一路的阳光，两边的西瓜摊，混在小板车流中，拉啊！ 好不自在，尽管只是暂时的自在。一生里，又有那一次的自由自在不是暂时的？我的身体，很得益于那一段拉车生活中所吸收到的空气和阳光。 那些暂时还没有被专政也就暂时还没有自由自在拉车权的同事，看到我的被中原的太阳晒成一派古铜色的身驱，眼神里似也有一种羡慕。他们仍在努力地抓516，一个个一副缺乏血色的面孔，一副病态。果然，七月一到，蚊子一出现，虐疾就开始流行。有一度，我一连好几天拉的都是虐疾病人，从谢三矿到矿区医院没有公共交通，只能由小板车运送。就拉板车来说，拉病人是最舒服的差事。拉过板车的人都知道，装货太多太重的车，当然不好拉；完全空的车，容易乱跳，拉起来也没趣味。人体几十公斤，对拉车来说是一个最佳重量，既不过重，也不过轻。我虽然常常送病人去医院，也常被蚊虫叮咬，也没有打预防针，但我始终没有得上虐疾。反动派们自嘲：可能我们身上血也是反动的，以致虐原虫也怕。 流行病并没有使抓516运动降温。我虽然不参加运动，但运动的冷热，是很容易看到的。斗争更加速了。学生一个个少起来。凡是有516嫌疑的学生，一个个被隔离，就如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一样。有的学生被关在谢三矿的工房里，情节严重者则被押送合肥。 有一个红卫兵，原来负责监管我们这些被专政分子，到七月，他不来管我们了，他自己也成了被监管的物件。 一个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个很活跃红卫兵，从谢三矿被押回合肥。不几天消息传回，他从四楼跳下，死亡。 另一个学生，并不十分活跃，七月开始经常一个人无目的的出走。语言渐渐不合文法，行为渐渐不合因果律。一天不见了，后来在运煤的铁路上被找到，躺在铁轨上，两条大腿都已被火车齐齐截断，送到医院，失血过多，当夜死亡。那晚我正好去送另一个病人，也在医院。矿区医院的停尸间不在楼里，而是孤零零的一间小房子，房外靠近树林。那晚，停尸房外一直有物理系的同事值班守卫。因为，安徽的野狗（已恢复狼性的狗）极多，它们嗅觉极好，凡停尸间里有了新死者，它们就会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丛里。到了深夜人静，它们就跳出来用头撞开停尸间的门，去吸吮新死者的血。守卫的人就是负责赶走这些想吃鲜血的狗，让死者得到安宁。这是名符其实的守灵。 这个卧轨者的灵魂，得以安宁，是不多的例外。在当时，凡自杀者，均按反革命论处，死后的灵魂也要遭到亵渎和批斗。 八公山下的死亡，鲜血，狗，最终驱策我走向了天体物理。只有最深远的天，才能避开世间的污秽，使灵魂找到一片静洁之地。
矿区没有书读，除了毛书之外。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贯彻始终的“哲学”是：知识愈多愈反动。这条“哲学”，多半是毛革命的首创，找不到马克思，列宁的出处。在俄国十月革命中，似乎也找不到示例。 倒有一个反例。1922年，俄国内战正酣，乌克兰陷于混战。白军，红军，无政府主义帮派轮番上台。一天，奥德萨的数学教师Igor Tamm去郊区买鸡吃，被一派怀疑为另一派的奸细，抓了。审问者问：“你为什么反对祖国乌克兰？我们要处死你。”答：“不，不，我不是奸细，我是教数学的。”审问者：“数学？那好，回答下面的问题，如果答不出来，就毙了你：一个Maclaurin级数在第n项被截断，带来的误差是多少？答！”当然，Tamm逃过了这一劫。凡是五十年代的物理系学生，大概都念过Tamm的“电学原理”。他在195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文化大革命前还来过中国。我怀疑，如果Tamm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为“奸细”，那个Maclaurin级数，是否还能帮他逃过劫数。 很巧，在谢三矿的混乱批斗中，我居然成功夹带了一本朗道（L.Landau）的《场论》（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与Maclaurin级数类似，是禁读的。不过，516混战正酣，人人自危，读书的危险反而小了。那时，为防蚊子，每个人都有一顶帐子，放下帐子来，尽可放心地看书。就这样，在淮南的几个月中，朗道这本书成了我的劳动之后的最心爱的，也是唯一的读物。每当暗夜降临，一身疲惫躺在帐子里的我，其灵魂往往就已经随着膨胀的宇宙去寻找那优美动人的原初奇点了。 彭加勒（H. Poincare 1854-1912）曾说过：“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感到乐趣，而他对大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就不值得认识，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认识，就不值得活下去……” 是的，大自然是美的，广义相对论是最美的物理理论（朗道语），人是值得活下去的。 后来，在中国，在美国，我多次教过广义相对论。今年，我的课又是广义相对论。我每每想起，是广义相对论唤起的心灵之美陪我渡过了八公山的下肮脏、丑陋和蛮横，渡过了39度的酷暑、516的血腥、受虐者魂灵的呻喂……。 我通过了再教育。 （2006年4月，Tucson） 6月1日 向高耀洁老师捐赠邮票活动 各位网友： 国内著名防治艾滋病社会活动人士高耀洁老师长期义务从事艾滋病防范和宣传工作。虽然现在高老师年事已高，身体多病，财力微薄，但是仍在不懈的坚持艾滋病防范的社会义务工作。为了帮助高老师更好的从事这项事关我们每个人生存健康的公益事业，我的几位好朋友发起了“向高耀洁老师捐赠邮票活动”。 这项活动的宗旨在于集合我们大家的力量，力所能及的帮助高老师解决一些邮寄艾滋病宣传品的邮资问题。也许10元、20元钱对于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顿便饭钱，但这些钱能买成的邮票，对于高老师所进行的事业而言，足够让几十封艾滋病宣传品的邮件传递到全国各地！希望有能力的网友积极参与！我们不单单是在帮助高耀洁老师，也同样是在为防治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 具体活动方式： 请有意参与的网友特别注意：本活动只收邮票，不收任何其他财物（汇单、支票或其他形式的财物均包括在内）。各位可以到邮局等出售普通邮票的地方，买下一些金额的邮票（金额张数不限，1张可以，100张更欢迎），然后将这些没有用过的邮票装到信封里，邮寄到高耀洁医生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4号河南省文史馆，450003（请务必署上您的姓名，高老师有个本子，专门记录大家的捐助。不建议大家做无名英雄，因为这种自发的公益事业，高老师没有精力和能力定期公开发布捐助品的流向，只有靠记录人名来实现透明化的社会工作。请大家理解高老师的用心。） 5月30日 芦笛：西方人心目中的“人民”是具体的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人民”，而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民”则是抽象的实体，每个人都不是“人民”。今年5月16日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趁着5月还没过，转贴一篇纪念。
芦笛者，对党文化的批判，在中文网上可算第一。其人天赋敏感，身受党文化之荼毒数十年，也曾在地下读书运动中恶读西书，后又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有切身体会也有理论分析，其对党文化的剖析，非海外民运、海内斗士所能梦见也。
他下面这篇文章写于5月16日，是一个系列中的一篇，但单独成篇也已经把意思讲得很清楚了。
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五）
记得我当时的感觉只有两点：一是原来暴民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普遍现象；二是这些学者没有亲身经历过暴民运动，其理论总结能力竟然赛过绝大多数有着丰富感性经验的亲历者，不能不让人叹服人家出类拔萃的思维能力。正如《动物农场》作者奥威尔本人丝毫没有在共党国家的生活经验，其对共党制度的批判的深邃准确却让我这亲历者无数次拍案叫绝一般。 令我无限震惊的是，连我这种比较迟钝的同志，在国人中竟然也能算是先知先觉。上网后，我无任懊丧地发现，许多人同样经历过文革，甚至还受过严重迫害，可居然也就丝毫不开窍，反倒走火入魔，越发堕落为死不改悔的拜民教徒。我发动“扫荡伪民运”的一个目的，就是想为这些同志疗愚，为此特地在四年前写了《民主理论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向大众推荐Lipmman和Bernays（链接）。那阵子我的内耳出了问题，成天头晕目眩，昏昏如醉，把Lipmman误记成了 Litman，当即便有网友来信问我是不是Lipmman，让我不胜惭愧。 这里我再次向同志们推荐去看看那两位同志和托克维尔的著作，起码要看看托克维尔对暴民统治的准确描述（似乎是在《法国大革命史》中，但不敢保证）以及Lipmman的 Public Opinion 和 The Phantom Public 那两本名著，则庶几可知公众和公众观点是怎么回事。我本来讨厌文科绣花枕头引经据典吓唬外行那套，但既然本人人微言轻，只好请出洋权威来助阵了：） 可惜，洋权威们不知道由毛共党文化炮制出来的中国读者的特殊问题，所以这疗愚的责任还是只有历史地落在我的肩上。这里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说一下我对“人民”这个中国人最拎无清的概念的认识吧。 在我看来，西方的“人民”概念和中国的“人民”的概念有个最本质的区别，然而没几个人意识到这点。 西方人心目中的“人民”是一个个的、具体的、清晰的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人民”，而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民”则是一整片的、抽象的、模糊的实体，每个人都不是“人民”。在西方，“人民”可以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而在东方，“人民”乃是类似 “法轮”、“气功场”那样不可捉摸的非人类神物，无法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去。一言以蔽之，西方的“人民”乃是个形而下的（也就是世俗的）观念，而东方的“人民”乃是个形而上的（也就是宗教）的观念。 正因为西方的人民是一个个凡夫俗子的总和，所以，谁都是人民，决无被开除出人民队伍之虞，但谁也不能冒充“人民领袖”，哪怕是国家元首也不敢说这种话。而中国的“人民”则是faceless的全知全能上帝，它并不具体化为一个个的人，只能附身在某个大祭司（亦即所谓“人民领袖”）身上作法。 这基本观念的区别，导致了东西方对“人民国家”理解的巨大区别。西方的人民是一个个的凡夫俗子，其利益千差万别，所以既不可能由一个人民领袖来代表，也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只能以妥协方式，由人民的不同阶级、集团各自选出自己在某个特殊时段内的临时代表，共同作出涉及公众事务的决定。在无关公众的领域里，则每个人都是人民，谁也无权管他的闲事。而在东方，人民乃是一个形而上的神物，不但可以由一个政党来代表，而且甚至可以由大祭司一人来代表。这就是“三个代表”的伟大理论出笼的文化背景。 这也就是伟大领袖为何要发动文革：他在执政后，才朦胧地发现由共产党代表人民统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有相当大的差距。“民主革命”做到的，不过是制造出了一个拥有巨大权力和特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来，和他那“人民当家作主”的朦胧幻境并不是一回事。 不幸的是，这并没有让他看到“人民可以由一个政党或甚至一个人代表”是彻底错误的命题。相反，他执着地认定自己是人民领袖，问题只出在干部队伍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上。为此，他作了大规模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验，也就是由人民来直接管理国家。 这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乃是“直接民主”，其必然结果就是比暴君统治还可怕的暴民统治，后者之恐怖，托克维尔早就在《法国大革命史》中无比生动地描写过了。如果伟大领袖看过那本书，则他也就不必多此一举，而中国人民也就能逃过那空前浩劫了。Alas，该同志和许多民运人士以及２１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海一枭先生一样，平生没有看过一本马列之外的外国思想家的著作。 伟大领袖不明白以下常识： １、人类社会只能采用精英来管理，国事只能由精英决定。民主和独裁政体在这上头并无差别。两者的区别只在于由谁来任命这些精英。 ２、因此，“民主”决不可能是什么“人民当家作主”，永远只能是精英当家作主的“间接民主”（亦即所谓代议制），而不是由人民直接决定国事的“直接民主”。无庸讳言，以间接方式代表民意必然有相当大的系统失真度，但这是唯一可行的操作系统，顶多只能在关键问题上以全民公投来作为校正措施。 ３、无论是全民公投，还是议员代表人民决定国事，都只能在严格的程序框架内进行，人民必须受程序严格制约，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程序。 ４、如果不顾这基本规律，试图让百姓直接过问国事，则不仅要遇到不可克服的实际运作困难，而且必然要导致比暴君统治更可怕的世上暴民专制，法国大革命和文革都是最生动的例证。 为什么直接民主会导致暴民专制？这道理Lipmman已经说过了，简单来说就是：不按一定程序集合在一起的个体的综合效应小于单独的人。个人幽居独处时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生物，但如果把他们杂乱集合在一起，不按严格规矩约束其行为，则必然像把铀块胡乱堆积在一起一样，引出“蠢疯链式反应”，使得全体丧失理智，变成可怕的野兽。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表述，不过我记得大致意思是他的。他认为，当个体变成群体时，就从用大脑思维的人变成了用脊髓思维的野兽。如果用理工科干面包喜欢使用的“数理比喻”来表达，那就是： １＋１＋１＋１＋……＝一个无穷大负数 凡是亲历过文革和８９学运的人都应能同意这个“数学比喻”吧？不过，这其实只是现象观察，没有指出发生机制是什么。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是人类天性决定的。人类天生有表演欲，并具有接受外来情绪影响的官能。作为个体存在时，表演欲无所用武，不会出来干扰思索，个体也没有外来情绪干扰，因而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理性思考。但如果处在人群中，则他必然要在潜意识中感到他人的期待，必须会根据这期待，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使之与主导大众的情绪合拍，否则就会本能地感到不安全。所谓“随大流”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随大流”乃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天性。一个猿人能遇到的最恐怖的事，就是被群体拒绝。因此，通过“随大流”来获得起码的个体安全感的本能，大概是写在我们基因中的。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行为发出者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是在迎合群体。相反，他们常常误以为那是自己自发的反应。 换言之，当个体处于人群中时，必然要在情感上进行“调谐”（又是理工比喻），将感情的“波长”调得与大众的“主旋律”一致，发生“情感共振”。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则原来的情绪基调立刻进入正反馈式的强化放大，再输出去感染他人。这样情绪互相感染，共振越来越强烈，大众便进入所谓“群体催眠”阶段，彻底丧失理智，变成了彻底为肾上腺支配的感情动物。 至于那最后输出的效果是什么，则完全取决于最初的基调。如果是哀伤，则最后大家必然哭得昏倒在地；如果是悲壮，则大众到最后全成了“英雄”（亦即充分进入角色的戏子）；如果是崇高感，则大众最后统统成了圣人；如果是仇恨，则大众最后就成了嗜血的疯狂野兽。最终输出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有一点绝对是共同的，那就是必然要出现攀比竞赛，使得情绪越来越极端，行为越来越过火，越来越走火入魔。 凡是经过文革的老帮菜，都应该见识过上述种种场合：仇恨驱使下的批斗会，群情越来越沸腾，最后与会群众统统变成发疯嗜血的野兽，高帽越做越大，铁牌越作越沉，毒刑越来越毒；在群体拜神活动中，像章越作越大，口号越来越响，忠心表得越来越肉麻；好总理逝世后则是花圈越做越大，哭得越来越伤心，在灵前宣誓的人越来越显得悲壮崇高，……等等，等等。 即使没亲历文革也没关系，只要见识过严新大师“带功讲课”也就够了。那就是最典型的群体催眠。 正因为见够了这种群体催眠场面，８９学运发生时，我不用看电视就能猜出那局面来，知道谁也抵挡不住那种“群体情绪电磁场”引发的“共振作用”。后来看戴晴的文章说，他们本来到广场上是想去劝学生撤退的，但一到广场立刻就被那无比悲壮的气氛彻底征服俘获了，根本也就不可能再去说服谁，云云。 这种经历我早就有过，好总理逝世时，我到广场上去看热闹，照样涕泗横流，比死了老子娘还伤心，过后才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又骇然。 可笑的是许多同志到现在也不明白这点，至今还在引用８９学运期间小偷绝迹的事实来论证“革命的净化作用”。他们不知道所有的革命开头都有这阶段，初期必有“群体圣徒阶段”，法国大革命的这“圣徒初阶”最明显，但后来巴黎肉食店供应的却是断头台源源提供的人肉。是群体圣徒还是群体刽子手，那转化可以发生在旦夕之间。其原因毫不难明白：情绪从来就是翻来复去毫无稳定可言的玩意，只有理性才是持续的。 总而言之，当个体自发形成集体时，唯一的驱动力就是情绪，理性说服毫无作用，而煽动群众效果最强烈的情绪就是仇恨，一旦群众被仇恨刺激起来，则立刻要出现互相攀比竞赛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大家彻底丧失神智，变成丧心病狂的野兽，什么灭绝人性的勾当都能脸不变色心不跳、毫不犹豫地干出来。 我党的邪恶恰在于既信奉仇恨教，又讲究“群众路线”，每次搞运动，必然要以煽动仇恨作为发动群众的唯一手段，这就只能制造出可怕的暴民统治来。从土改直到四清无一次运动是例外，并不仅文革如此。文革的特殊处在于，党的震慑约束力根本就没有了。伟大领袖直接发动暴民起来造反，于是便将全中国变成了个由毫无制约的仇恨支配的巨大的群体催眠场，由此引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暴民恐怖统治，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列举的那些酷刑，全是我本人耳闻目睹的： “点燃捆在阴茎上或插在阴道里的鞭炮、将赤裸的躯体按在撒满图钉的地板 除此之外还流行过什么“群众专政”、“群众破案”等等花样繁多的名堂，甚至在革委会成立后还这么做，据说是彻底破除旧公检法的“专家路线”。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我回忆了当年市革委把“罪犯”名单发给大众，由群众决定量刑，据说这是根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说的“谁个劣，谁个不劣，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罚不当罪的极少”，也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结果同志们每听到一个名字就一致振臂高呼：“枪毙！” 这些事可是人民干出来的，并不是共干或是伟大领袖干出来的。这就是真实的人民，并不是诸位拜民教徒想象的那个崇高的、善良的、全知全能、绝对正确的上帝。而毛泽东的罪恶，恰恰在于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如果他不以人民的解放者和导师自居，不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只是一个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昏君，只知自己穷奢极欲，不立下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救世大愿心，则人民也就不会遭受史无前例的糟害。他的“人民民主”导致的唯一结果，便是放手让人民自相残杀、自相虐待、自相迫害。这种真诚的人民解放者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难道可以如余大郎那样，用“良好动机”作为辩护借口，来“一分为三”？！ 最令人气短的是，在毛式拜民教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如此惨痛深重的灾难之后，那夥前朝遗老竟然至今还在迷恋这套。余大郎转贴来的老郑那份《趁机造反》帖，让我看了直打寒战。同样是黑崽子，同样都出了国，他现在的政治觉悟怎么还不如７０年代的我？ 5月20日 何伟：身处中国变革时代我的偶像傻球最近发了篇博客，说“见到偶像”，打开一看，是个中文叫何伟英文叫Peter Hessler的人。我吃了一惊，怎么连偶像的偶像都没有听说过。好在偶像给了一篇他偶像的访谈链接，确实很好，转来学习参考。
身处中国变革时代－－访《甲骨》作者何伟
4月10日 七格：中国男人，一片波诡云谲的玉米田转贴七格的这篇文章，因为它能够不讲道德沦丧之类的高调，不玩女性主义之类的玄乎，直接讲经济原因。这是我所推崇的一种分析方法。我觉得，在人类历史上那些变幻莫测的主义、道德，其实几乎都是由潜在的经济原因决定的。
3月31日 强贴留影：听到八荣八耻，想起了三点三围从淮之夷的blog上看到的：
邓伟志，不知何许人也，自称是个教授，可是写了篇日记，那个谦虚劲呀，真是比小学生还小学生。此等贱骨头本来不足一晒，可是他的作文落到高手手里，却又硬把无极做成了馒头。
聆听胡*锦/涛讲“八/荣-八*耻” 到原贴一看，有人接了。在那个帖子被删掉前，先立此存照吧：
聆听芙蓉姐姐讲“八卦荣-八卦耻”
聆听赖昌星讲“八荣八耻” 最猛的还是潘金莲版。太猛了，我就不转贴了，大家自己去看：聆听潘金莲讲“巴荣巴耻” 3月27日 李银河：我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真正无欲无求的境界李银河，当然是偶像中的偶像。三表哥总在博客上拿新浪给名人开博开涮，但看来新浪也还无意中做了些好事，李银河好像本没打算开博客，是新浪自己给她开了，然后她才顺势来的。开博之时还说：
我是比较虚无的人，我会在这里讲许多虚无的道理，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哦。先来两句名人语录，看你们能够消受得了吗：
人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是可耻的。
人，诗意地栖居。 她大概有些小看现在的年轻人，这两句很好消受啊。至少这两句我都万分同意。
近来看她的博客， 刨出三篇旧文，讲她的心路历程，非常好（无论从粉丝的八卦角度还是读者的思想角度）：
很多地方值得转引：
1、 做什么 ...... 2、为什么
每当我想到“存在”的问题时，每当这个问题来到我心中时，选题的事情就不再仅仅是一个选题的问题了，它关系到我是否能做一个自由人的问题。具体说，我选择某项课题首先应当是因为它是我的存在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应付什么人和什么事。我首先需要应付的是我自己的存在，不是吗？ 每当我想到存在问题时，一切事都变得不是非做不可的了。既然一切都不会留下痕迹，人为什么还要做任何事呢？特别是当他什么也不做也能生存下去之时。 过去激励着我去做事的动力有三种：第一是虚荣心，第二是理想主义，其中有盲目的热情；第三是为获得过得去的社会地位。现在第一点已经淡泊多了，第二点也丧失了很多魅力，第三点已经得到，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做事，还有什么事是值得去做的呢？我只知道这个问题的不是什么的一半：不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情，不是自己不喜欢而硬要去做的事情，不是为了应付别人的事情。 ........ 一位美国著名作家说：“在美国，玄想以及过内心生活很不容易。如果真这么做了，别人会以为你是个怪物。”这就是我不喜欢美国生活方式的地方之一。美国生活方式在我心目中就是：挣一笔钱，然后把它花掉。人人都忙着这一件事，仅仅是这一件事。如果我要玄想，我最好到欧洲去，或者干脆回中国。 一位哲人说：凡是最深远的事物都永远跟生意无关。我最不喜欢和经济有关的一切。无论是有关经济的学问，还是有关经济的实践。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可以衣食不虞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我们要精打细算，在每项消费前要算计；回到中国后，我们不必再那样精打细算，可以比较的随心所欲。我庆幸的是，挣钱在我的生活中可以变得很不重要，同样值得庆幸的是：花钱在我的生活中也可以变得很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有双重含义：第一重是，我不必为了省钱而算计；第二重是，我没有高档消费的压力，可以做到按自己喜欢的标准随心所欲，怎么舒适怎么来。这第二点并不是人人都可做到的，也不是在每个社会都能做到的。在美国，如果你不努力使自己进入比较高档的生活层次，自己心里就会过不去。而在中国，我不必努力，就可以过中等的生活。高档的生活方式对我的诱惑力不够大，压力也不够大。我还是那个想法：一个人消费的欲望再高，他能睡的只能是一个人的床位，吃的只能是一个人的饭量。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卢梭的名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们的不自由就来自社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人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想像，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可是在社会中与他人打交道，就不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当萨特说“他人是我的地狱”之时，他心里想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看来，人的不自由至少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来自生存的需要；另一种来自被人内化的社会行为规范。当人要为起码的生存条件而劳作时，他没有自由；当人已经达到了不必为生存而挣扎时，他就得到了一种自由的可能性，可是观念中的枷锁还是在束缚着他。只有当他真正决定要摆脱一切束缚他的自由的规范时，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敬佩那些愿意给自己自由的人。我崇拜已经达到自由境界的人。我心目中这样的人并不多。福柯就是其中之一。有一种最富颠覆性的思想，它从叔本华、尼采开始，到福柯和后现代思想家，他们的思想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一种追求人的真正的彻底的自由的精神。他们的东西总是对我有一种极大的吸引力。我说不清原因，只是感觉到他们的吸引力。那吸引力的力度之大，使我心神不宁，跃跃欲试。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差异，也不很直观，但我总能隐隐地从其中感到一种极其自由奔放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吸引着我的灵魂。 比如有这样一种主张：婚姻、私有制、国家、教会是应当被否定的四大制度。这种主张背后所蕴含的巨大自由精神深深地吸引我。本来嘛，人生在世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为什么要受外力的束缚，使自己不能“尽欢”呢？“人生得意须尽欢”“明朝散发弄扁舟”之类的诗句在初读之下就总能拨动我的心弦。 3、 享受人生
在1995年末，我被评为研究员。那年我43岁。在这个俗世上，这是我最后一个世俗的目标。我最强烈的一个感觉是：我从此进入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正如诗人布拉加所说：
再没有一个地平线在召唤我 再没有召唤在驱使我
我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真正无欲无求的境界。在此之前，一个又一个的地平线渐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不论我往前走了多远，它们总是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出国，回国，硕士，博士，博士后，副研究员，研究员。无论我心里对这些世俗的目标持有积极追求还是被动无奈的态度，它们都曾是我的目标。而我心底的感觉是，到这一切都结束时，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我曾怀着激动但怅然若失的心情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我曾经幻想：到我真正自由之后，应当做些什么？当然，我只做那些真正值得用我的生命去做的事情。哲人云：“任何事物均无望成为非己之他物。”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只能对自己是有意义的。最终会是这样。由此，我是不是能够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呢？ 我意识到：解放真的来到了。我的心得到了永远的平静。我真的达到了自由的境界，真的达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虽然评研究员并没有真的重要到如此程度，但它毕竟是我最后一个世俗的目标。以后的目标都是抽象，而不是具体的了。我在43岁时得到解脱还不算太晚。我几乎还有半辈子的时间可以真正地享受人生。 在我获得了最终的自由之后，曾快活地想道：今后我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我暗自对自己发誓，今后所做的一切事都将仅仅是我愿意去做的。我要做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做我一生都在等待、准备去做的事情。我心情很好，心里有很多的冲动，想做很多事情。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社会学家，做那些能够引起我兴趣的研究。我愿意把生命用在这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面。我希望自己如此渡过一生：读有趣的书，写有趣的书，听美的音乐，看美的画，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 4、 生命意义——无解之谜
一位哲人说：“人必须完全自觉个人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中的不合理的存在，才能解脱。”我常常能够深刻感到生命的无意义、不合理。人从来到世上，一路挣扎、追求、修炼，然后就那么离开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没有答案的，或者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已有，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它。这一答案就是：毫无意义。既知答案如此，又要勉强自己生活下去，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 ...... 既然如此，人活着岂不和死没什么区别？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对生活最终的看法。当你把这个痛苦的事实当作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接受下来之后，你就会真正地冷静下来，内心会真正地平静下来。你会用一种俯视的、游戏的态度来看人生。 在想透了生活的无意义之后，就要“死马当活马医”了。尽管我们知道生活最终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们知道人死之后最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生存于世的这几十年间享受生存的快乐。尽管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有些事对生命是有意义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对生命有反面的意义；而肉体与精神的快乐对生命有正面的意义。这就是我心目中舒适与幸福在人的生命中的位置。 有一段时间我开始读“禅”，心中有极大的共鸣。禅揭示了生活的无目的，无意义；它提到要追求活生生的生命，生命的感觉。其实，生命的意义仅在于它自身，与其他一切事和人都毫不相关。参禅时，我想到，过去我常常受到世间虚名浮利的诱惑，其实是没有参透。 然而，我又不愿意在参透之后使生命的感觉变得麻木。而是循着快乐原则，让生命感到舒适 (没有病痛，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 和充实 (精神和肉体的enjoyment)。它包括对好的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的享用。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让自己的生命活在快乐之中，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追求和计较。美好的生活应当成为生存的目的，它才是最值得追求的。 福柯说：“令我震惊的一个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已经变成仅仅与对象而不是同个人或生活有关的东西了。艺术成了一门专业，他们由艺术家这样的专家做出来。但是，难道每个人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作品吗？为什么一盏灯或一座房子可以成为艺术品，我们的生活却不能成为艺术品呢？”毛姆也曾说过：“我认为，要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看成不是令人厌恶的，唯一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美，而美是人们从一片混沌中创造出来的。例如，人们创作的绘画，谱写的乐章，写出的作品以及他们所过的生活本身。在所有这一切中，最富有灵感的是美好的生活，这是艺术杰作。” 生命本身虽无意义，但有些事对生命有意义。 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自由和美丽把它充满。
（她的博客上有两个连接，一个是罗永浩，还有一个是解放区的天是李拜天，都是恶骂的主，看得很过瘾。李拜天的博是blogchina的，我在上面留言，主页地址填的是这个MSN Space，结果留言出来后没有显示。我一时好奇，又试了一下用blogchina的那个前博客地址，结果就出来了。一笑。天下竟然有小鸡肚肠到这个地步的网站，要是他们开google，肯定搜索yahoo得到的结果就是“该公司已倒闭”，要是他们开microsoft，肯定用IE访问Netscape就会显示“傻逼才用Netscape”。可见当初离开blogchina，是多么英明。）
3月10日 李子旸：不应该重蹈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覆辙最近发现了他的博客，标题是“为了自由”。去年文化奸商组织宴会，后来我提议大家干杯：“为了自由！”奸商在旁边也举杯说：“为了民主！”我说：“狗屁民主，为了自由！“奸商不愧是奸商，立刻说：”为了民主自由！”大家闹哄哄地干了杯，魔鬼教官在旁边不由得义愤填膺地骂了一句：“你们这些丑类！”
我大概是民运文章看多了吧，所以现在听到“民主”二字，大概和鲁迅听到“革命”的反应差不多。我尤其反对那些认为民主是目标而非手段的观点。我认为，自由才是目标，民主只是我们暂时使用的手段，将来多半要被丢弃掉的。不管怎样，民主只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办法，连好都算不上，遑论完美。凭什么要让民作我的主？我要自己做自己的主。只不过和独裁比起来，民主毫无疑问是我们值得努力的方向而已。牧师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也讲这个，说的很好。
以上是对子旸的“为了自由”的感慨。下面贴他最近的一篇文章。对文中观点，我自然是举双手赞成。特将左边曲子改为“Killer Queen”，觉得好像和这个主题也蛮契合的说。呵呵。
不应该重蹈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覆辙
按：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场子不散，旗帜不倒”http://blog.sina.com.cn/u/475b6ef8010001tg觉得有话要讲，便写出下文。
胡适之尝言：与国民党争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而与**党争自由，是有与无的问题。故胡决不愿滞留大陆，乃因不抱空中楼阁之幻想也。 甘冒被人斥为走狗之风险，某仍坚持指出，今日之局势，就言论自由之角度而言，颇类似于“训政”时期也。斗争固然亟需，但知识界务须保持冷静，以免重蹈覆辙，于驱除训政之后，却迎来专政。 滔滔大言，鼓鼓勇气，浩荡之势，往往备受知识界之青睐。昔日新华日报之雄文，足可谓洋洋大观。知识界欣欣然向往之，国民政府愠然而无奈。非有足够之政治智慧，如胡适之者，不能见其真相及大势也。况中国知识阶层，历来缺乏科学训练之基础，往往以文学性思维思考政治社会问题，以善恶对立指称利益分歧，以追求审美效果为先，而不顾社会之实际后果也。有鉴于此，某一向不以文学性思维为然，每见之，必以言语刺之，希其警醒，勿于无意识中沦为害民贼也。 夫今日之局势，早已不可以邪恶、正义之争涵盖之，乃是多种利益集团互相博弈之局。欲协调此博弈之局，得国家未来之良好发展，勇气固不用论，然更需要者，非知识与智慧莫属。 文学性思维，特征之一即在于动辄迸发道德之激情，召唤理想之复兴，随之即有斗争之欲望。社会所有问题，皆有简单明了之答案，概而言之，必有野心家破坏于内，敌对势力鼓动于外。所需做者，无非抛弃一己之私念，上下团结，共谋一心，荡涤丑类，即可万象更新也。 某最惧此等人物，认其距不可理喻仅一步之遥矣。某深知，最可靠之人群，乃斤斤计较于私利之庸众，而非动人心魄之英雄。前者之苟且经营虽不符文学者之审美意识，但于社会发展实为正途。而后者虽极具审美之价值，然一旦此辈盛出，则民无谯类矣！夫人人计较私利，则自私之为祸反能降至最低。惟是宣扬利他，鼓吹牺牲，方能使权者之私利极度膨胀。往事累累，何需多言！ 某观“场子不散，旗帜不倒”一文，虽颇有可取之处，然不出放言激励、理想主义之类。社会之根本问题，始终是知识之不足问题。社会之真实进步，也只有奠基于知识之切实增长。勇气固然可嘉，然勇气并非难得，难得者，惟真知识与大智慧也。 文中所述，并非无理，然若今日尚以此等言论为指引则未免为与风车斗之唐吉珂德也。当局者之愚暗，自不待言，期期以之为对手者，其智亦不甚高。某并非反对直面之斗争，但窃以为不应沉湎于此，更不应因此而以之为问题关键，而获得道德之满足和自矜之意识。政治障碍终有破除之日，而知识进步则决非一日可以千里也。夫当务之急，乃增进知识，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做切实之努力。理想主义自可坚持，但若无知识进步为依托，难免不重蹈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之覆辙。近来民粹主义勃兴，实可堪忧。乙酉岁末，国内忽兴对经济学界之攻击，言之汹汹，从者万千，皆无知使然也。媒体虽以良知自诩，然无知识则徒为北辙南辕也。愿知识界诸位，励精图治，深研力究，唯如此，方可得超越之视角，谋未来之进步。 当年纳粹横行之时，德人学者，于其覆灭前二三年，即秘密结社，不辍研究，追问德国翻覆后之建设方针，为国家之未来奠定知识之基础。战后，深受其影响之艾哈德总理，大力推行自由市场制度于德国，德国今日之繁荣富强遂定基矣。当年德国复兴之快，实非今日所能想象。英人尝忿忿言：到底是谁赢得了战争？
给偶像的文章涂完了红，又想起以前的一个观察：现在所谓的民主派，其实是一团大杂烩，将来如果真的民主了，马上就会分崩离析，各人的观点其实相差非常远。当然这是正常的，象美国的左派和右派一样，都要民主，但观点貌似到处相反。至于我自己，由于不学无术、不求甚解，只知道民主比独裁好，言论自由好，至于经济、社会，其实没有清晰系统的看法，现在看来似乎是偏向子旸他们这派的，也就是libertarian这派，但又觉得他们太原教旨，对这么极端的东西总有些警怯。所以感谢我党，现在我仍然处在幸福的甜蜜的富有美感的思想坚定期，就是反对独裁争自由。等到真的民主了的那天，我就开始要陷入左、右派的争执而内心彷徨不已了。这就是成长的烦恼。 3月7日 罗永浩：无情地赞美崔健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去上新东方，买了他们的真题去做不就完了吗，干吗还要花钱去听那帮牛皮鬼瞎吹。最近上了“傻逼老愤青罗永浩的BLOG”，才知道原来听他们瞎侃倒也确实是乐事一桩，比花钱听相声看电影好玩多了。最合我心意的，是他也推崇崔健。下面转自他的博客，红色是他自己加的，蓝色是我转的，黑体是让我大笑的。
无情地赞美崔健
二十年来，中国摇滚乐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一度简直是所向无敌的。而崔健，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崔健是中国摇滚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音乐家。崔健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恶俗时代和犬儒社会里最可宝贵的性格。崔健是在音乐战线上，代表全民族里牛逼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崔健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音乐的方向。
想敲一篇无情地赞美崔健的文章，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本来想在崔健的新唱片《给你一点颜色》发行之际动手，但是《给你一点颜色》的糟糕歌词把我刺激了，所以就耽搁了下来。（当然后来知道了《给你一点颜色》的烂歌词大部分是那个音乐剧的脚本，不是崔健自己要说的话。另外对于我们赞叹不已的崔健的歌词，崔健本人也不是很在意，尽管对很多文艺青年来说崔健是一个真正的行吟诗人，但崔健自己从来都是把自己首先当成或仅是当成一个音乐家的。）
在我痴迷摇滚乐的十多年里，在我听过的数以千计的摇滚唱片中，崔健好像是唯一一个在音乐上每一张专辑都比上一张专辑更优秀、更丰富、更醇熟的乐手（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到给你一点颜色）。让人百感交集的是在商业上他的每一张专辑都没有上一张专辑成功。
今天再回顾被崔健自己早就远远地甩到了后面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除了歌词上“一无所有”抓住了（或者说抓住过）那个时代的脉搏，还剩下了什么呢？无论在音乐上还是歌词上，这张专辑都显得非常单薄（当然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比如诗经般纯朴的句子：“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跟后期越来越“词曲双馨”的作品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但这张专辑被那一代的青年永远地奉为了经典。
有时候我觉得，在崔健崛起的一九八六年的中国，也许只要随便有个充满雄性的声音能吼出一首摇滚（或者仅仅是有点摇滚感觉的）歌曲就可能会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的代言人。我记得几个当年和我一起为崔健如醉如痴的朋友出国回来后，都说出国才知道比崔健牛逼的歌手有的是，其实他们指的通常也就是bon jovi，roxette，poison之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崔健成了很多从来就没理解过他有多牛逼的人们的偶像，基本上是一个尴尬的误会。
这些由于误会成为崔健歌迷的年轻人，今天还肯来听崔健演唱会的，大都成了有房有车，有钱有闲但是从来没时间听摇滚乐的中年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听崔健也是因为那个时代没什么别的娱乐，（就象那个时代的人除了文盲，都读过几本大部头的世界名著，也是同样的原因） 他们现在来听演唱会，也只是为了怀旧，为了找回一点青春时期的感觉。“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所以“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之后，他们老老实实地恢复无感觉状态做了松货，做了顺民。现在，他们重新回到了体育馆，并不是因为喜欢摇滚乐，只是为了让自己十多年来除了锻炼身体和性交的时候之外从来没有快速流淌过的血液再热一次。所以他们在演唱会上，对崔健牛逼哄哄的新音乐无动于衷，只盼着老崔赶紧给唱心爱的“一无所有”，“一块红布”，当然，作为套活儿，最后还要带领大家在这水泥地上假装撒点野。
每次看着崔健硬着头皮唱老歌安慰这帮家伙，我心里就充满了复杂的感受。如果说我对我一直敬爱的崔健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他还不够彻底，我希望有一天崔健能够打出这样的演唱会海报：“没有一无所有，没有一块红布，休想雪地撒野，全是你不爱听的新歌，崔健200x年爱来不来演唱会！”有人告诉我说，如果崔健这样贴海报，是不会有人敢出资办演唱会的，那我就希望我发了大财给崔健办一场这样的演唱会。当然，有我这种牛逼的想法的人，通常是发不了大财的，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发了大财的人很少做出什么牛逼的事。
中国大陆这二十来年的流行音乐，如果没有了崔健，就没有了一流的作品，只剩下少量准一流的和大批二三流的东西。对于这样一个中文歌坛上不世出的伟大人物崔健，我希望他能够“若是为了爱情，歌词算个屁”之余，也能“若是为了忠于创作，歌迷算个屁”。彻底解散因误会造成的老歌迷队伍，“从头再来”。
如果一个人足够牛逼，他也许会受到欢迎，但如果一个人太牛逼，通常就只能忍受寂寞。今天的崔健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时代变得恶俗了，年轻人变得没有理想了，成年人变得犬儒了，乐评人也大都变得傻逼了，而是崔健变得太牛逼了。当然如果一个人再牛逼一点，比如像爱因斯坦，就可以享受“孤独的愉悦”，衷心希望老崔早一天达到这种思想境界。
当然，他说“我记得几个当年和我一起为崔健如醉如痴的朋友出国回来后，都说出国才知道比崔健牛逼的歌手有的是，其实他们指的通常也就是bon jovi，roxette，poison之流。”有些坐井观天。崔健牛逼是牛在他处在中国这个环境下，还能挣扎出那样的音乐来。就音乐本身的成就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不算什么。bon jovi, roxette的音乐好听是好听，但不代表摇滚乐的最高成就，甚至被些人划在真正的摇滚乐外。崔健的歌词当然牛逼，那种感受是欧美乐手不可能写出的。音乐上他对摇滚的中国化做出了不少贡献，但纯音乐上的水平不能和queen, pink floyd, guns'n'roses, metallica这样的乐队相比。当然这不是他的错，中国摇滚的起点实在太低。
顺便把左边的音乐改为Queen最经典的“Bohemian Rapsody”。 1月27日 陈丹青：海归派的羞耻与责任转自闲闲书话。这篇文章说的东西我倒都知道，但是他说得如此痛快淋漓，却也着实值得我稽上一首。我自己也是个海龟候选人（海蛋？），周围的朋友也有好几个成了海龟，陈丹青这篇说得实在是好！
陈丹青：海归派的羞耻与责任(转载) 我出国前的经历是：插队落户八年，一九七八年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 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像我这样出国又回国定居的，就被统称为海归。我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三个根本差异。 第一，他们主要是政府公派，我们则主要是自费出去的，特别是艺术类留学生，公费生极稀有。 第二，二三十年代的海归，出国前真的是学生；而我们这一代，像陈逸飞、徐冰、谷文达、蔡国强等人，都在国内拿了学位，有知名的作品。至少从国内的标准来看，已经是艺术家了。 第三，前面两代留学生差不多都回国来做事，特别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海归，回国后为中国各领域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到我们这一代，大批留学生选择定居国外。 这些差异，是中国近百年大历史起伏变化的详细注脚。中国现代史，大致是海归派与本土派既合作又冲突的历史。清末民初，海归派不只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领域除旧布新。他们共同创建了共和，国父孙中山就是大海归。我看过一个数据，大概是北洋政府高官70%都是海归派。就文化的广义性而言，第一代海归派开创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启动了国家的转型，兴建了现代大学和现代教育。 我们与第一代海归的贡献无法相比。我们只是服务国家，谈不上创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政府先是终止了闭关锁国，开放留学，后是起用陆续回来的海归，当然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这类海归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与工具人格。在人文艺术领域，海归派只是摆设。政府对艺术的理解，就是唱歌跳舞之类，而不是真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因此，即便是人文艺术类的海归派，一旦进入体制也沦为工具，甚至自甘于工具。据我所知，个别体制外的海归真正带来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文化理念与创作活力，譬如北京的艾未未，还有几位策展人。 百年海归的命运，印证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历史潮流与政治势力的反复较量，多半是本土派胜利，海归派挫败、调整、合作。现代化有三个层次：器物、制度、文化。所谓现代化，“文化”无疑是最本质、最深层的一环。当今国策基本学习西方，但器物、制度、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彼此关系始终不平衡。 器物层面，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年的努力，一代代海归已经为国家达成了高度现代化：核武器、高科技、现代交通、现代资讯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速度与姿态空前未有，举世罕见。但国家目前堵在制度层面，包括体制内人士的全社会都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全面实现现代化，文化关即人的现代化是绕不过去的。今日的中国离民主思想、公民社会等还差得很远，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我认为这是非常畸形的状况：中国有着最现代化的种种器物与设施，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但是人民没有灵魂，知识分子缺乏主见，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只有消费意识和工具人格。社会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这不是现代化。 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由于这类身份优越者的加入，当下畸形的文化现实更显得合理合法，文化跋涉的前景相当渺茫。 每想及此，我身为海归，感到羞耻。 在我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但我看不出海归派在整体上意识到这一点。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现在许多人都有短暂的出国经历，切身感受我们与外间深刻的冲突和反差，他们反而对国外的先进思想更敏感，并尽可能在改革现状中发出声音。我以为，清醒的本土人士比海归更值得尊重。 胡适七十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到今天，这种状况有多大改变？国内现在的学费，以家庭收入计算是全世界最昂贵学费的三倍。但是我们不提供人格教育、历史教育、理想教育，这种教育不如五四时期，甚至不如旧式教育，旧式以儒学为主，伦理道德第一。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的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 乐观地看，出国的人越多，海归也越多，量变到质变，或许会缓慢影响并推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转变吧。但这个过程十二分艰难，很难看清它的走向与结果。人会屈服于现实，但人还有感情。国外生涯会使你更爱国，并产生无比细腻的羞耻感。国内国外仍有太多差异，但海归者不应以自己的祖国为耻，而是在自身寻找羞耻感。“知耻近乎勇”可能是太高的要求，但容我说句重话：我在不少海归那里看见的是取利之勇，而不是羞耻之心。 12月30日 我说的就是这个：今语丝新闻联播上回写了个blog: 如果有人在中国做Saturday Night Live，一定要拉上这个家伙，说的是带三个表按摩乳。在我投票支持下，他老人家还当选了中国年度最佳博客。可惜这次去北京没见到他，但见到他的死党土摩托和孟静，听他们说起，正在把《小强历险记》搬上屏幕，不由得大喜：这就是我说的SNL风格啊。
昨天ssdwx在我blog上留言，推荐了另一档节目：魔鬼教官那帮人做的一个flash，戏仿新闻联播，但只嘲弄文化界，不涉及政治。这也是正是我在那篇blog里的设想。请到这里观看：http://talk.163.com/special/0030sp/2005news.html
在北京的时候，魔鬼教官还曾经试图帮我联络去网易做访谈，可惜最后被否决了。不过看到他这个东西，其爽度也不在自己做访谈之下啊。
11月30日 South Park版福娃11月20日 吉四六：布什那毛绒绒的手这是从安替的blog上看到的，原文来自于“北京某报记者吉四六的博客《不着四六》”。看完这篇blog，我就想起上次和“只说”的关于博客的旧问答，他整理出的题目是“blog远比媒体更能让我了解国内人的生活”。吉四六的这篇blog就是又一个绝佳例证。他文中的生动、轻松、本真，是媒体上绝看不到的。
没想到我能混进教堂。
11月15日 最近看过的一些好文章这个帖子发在小众菜园，最有意思的就是它通过对90后被禁的中国电影的分析，说明被禁片并不总是反动或者色情，而是题材千变万化，导演并不总是第六代，甚至连第四代都有，“禁片反映的题材、人物之广泛，被禁作者来源、身份之多样，说明禁止这个行为的针对性很弱。就是说，一个做电影的人并非想躲开禁止，就一定躲得开。”同时又说：“与此相对应的，是体制内电影制作体系的屡次被预言将光芒万丈或寿终正寝之后，仍然以95年以来比较平均的数量生产着。”
里面有一段是些好玩的quotes：
老导演Z先生在1997年南昌会议前：现在谁还拍电影，谁就是汉奸。 老专家N先生的主旋律、革命重大历史题材剧本被提了64条意见：下个文件讲那段历史是怎么回事不就完了吗？干吗还让我们写剧本？ 某电影管理干部叫禁片导演们轮流去写检查：要是我们不管你，谁知道什么部门会来管你。 某大报记者对着禁片导演J：你知道你这样浪费了多少国家财富？ 新华社驻外记者对参加国外影展的禁片导演J：中国不全是你拍的这个样子，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拍？ 某体制内导演向娱乐记者汇报工作：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在XX国际电影节得奖吗？因为有地下电影捣乱，根据上级指示，出于爱国热情，我包含着眼泪将我的影片从这一反华活动中撤了出来。 管理部门的2001年初的某份审查意见：该片反映了北京部分杂乱无章的胡同，将影响我国申奥。 冯小宁导演向电影管理部门局级干部请教：我就是不明白，局长您能不能告诉我，有的人拍完了片子，为什么非要拿到外国去得奖？ 电影管理部门某局级干部问相识已久的禁片导演L：你还在沟里呆着呢？ 90年代后半期，艺玛公司制片人，美国人罗异：我们首先要求一个剧本能够通过。 电影学院的学生问老师：我拍了个特灰色的东西您能帮我拿到国外去得个奖吗？ 某大学影视专业老教师质问胡乱拍摄的学生：到处都是真善美，你们怎么就看不见？ 体制内青年导演某对禁片人士：你们瞎搅和什么？我们正常要去的电影节，都因为你们，去不了了。 体制内超级年轻导演L对本文作者高喝：文攻武卫的地下帮派可以休矣！ 某海关干部偶然得知规律性地有部分影片处在被禁止的状态，经过思索后评论说：也是。要是你们拍电影的什么都能拍，还了得？ 某基层宣传干部语重心长地教育DV青年：你们这帮人，一管就死，不管就疯。
学潮期间的上海
今天在西西河看到一个贴“八六学潮”，发现是MIT BBS上的大水虫bmouse写的。我在MIT BBS上找到原系列：
这个系列基本上是乡谈巷闻，因此看起来也就分外有趣。比如这个段子： 江core到底是以赴鸿门宴的心情去见学生，还是兴冲冲去做秀， 那就不得而知了。他本人当年就是学生领袖，自然不会怯见后辈。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江core出发之前homework作足，仔细研究了交大党委送上来的情况汇报， 发现林肯的三民主义在学生中颇有市场， 于是把林肯的盖底斯堡演讲翻出来重新背了一遍。 当时江core年方六十一，要他仓促间背熟新东西是肯定不行的， 这篇演讲显然是他年轻时就记熟的，现在拿出来复习一下就可以上场了。 说到学潮，很久以前在闲闲书话看到过一个帖子“FANG LIZHI和80年代的思想启蒙（1）”很好，是一个当时在科大的当事人的回忆。写得很客观中肯，澄清了一些事实，也对方励之提出了一些批评。 |
Kyle Mac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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